川盐起源很早，战国时期到秦代的四川就有了三个产盐县，这极大地降低了内陆地区对海盐的依赖。而在唐代，四川等内陆省份的产盐县更多，再后来，随着凿井技术的进步，盐产量提高。中国古代，政府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盐区，建立许可证管理制度（盐引制度），随之开始出现私盐贩卖。

　　盐引制度不仅对食盐销售、消费作出计划性安排，还向各产盐县分配生产配额，一些产盐县或因为技术落后或囿于效率低下或实在无法提高产量，根本无法完成引额，或者更尴尬的是，生产出的低劣食盐卖不出去。明清时期，四川的富顺、荣县、犍为三县就从不再产盐的其他盐场接手了更多引额。食盐这个历来受到国家严格管制的产业领域，因此开始出现中国古代少有的产业垂直整合，盐商热衷于进一步改进凿井、汲卤等技术，并更广泛利用盐井中分离出的天然气煎烧盐锅。自流井和贡井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取二地地名首字，则有了自贡。

　　自贡盐业企业有赖于贸易流传和高资本运转，也因此促成了泸州的航运转运能力提升、重庆孕育出更多的金融投资企业。更先进、更趋专业化的技术，垂直整合的生产流程，资本的注入，贸易的舒畅，让自贡的食盐产品不断扩大市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切断了湖广市场与淮盐的供应路线，自贡食盐顺势挺进，占领了这一市场。

　　美国著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系和文化系教授、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评价认为，自贡盐业之所以得以兴起，是因为把握了组织和技术创新，从而成功降低风险、合并资源、保护资产、抓住市场机遇并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曾小萍所著的《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一书最近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是广受欢迎的“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的最新一册，记述了自贡食盐企业这样一个中国最早的私人高资本、高生产能力工业企业的百年兴衰。

　　曾小萍认为，自贡盐场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古代特别是清朝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开放性，既没有限制资本和工人的流动，也没有限制批发商和制造商的企业家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清朝之前的历代，川盐在全国无论是产量，还是聚集水平都不够突出，这使得自贡盐业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而当清朝灭亡后，自贡盐业开始转向衰败，企业主被迫向各路军阀缴纳巨额费用以免除骚扰，而国内动乱环境也抑制了资本和人员的流动。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首先介绍了晚清自贡盐业的投资结构。19世纪之初，自贡盐业仍主要体现为土地与少量资本的结合，而后投资结构从租佃权到股权发展，主导盐业发展的势力从地主变成了资本家、投资者，书中以大量清代的租约、投资契约文本为基础，对投资关系的变化给予了深入剖析。

　　在自贡，为生产食盐而形成的采掘合伙关系，为适应技术进步、产量提升及贸易营销网络扩大等，而逐渐扩大为盐业工业家集团，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食盐产业。20世纪初自贡盐业还出现了一种统称为“大关”的管理组织，负责协调合伙制企业中的矛盾以及存在竞争关系、交叉利益关系的利益群体矛盾。曾小萍指出，以大家族为基础的盐业商号的成长，利用了很早进入盐场掌握大量盐井资源的优势，也从太平天国之后川盐市场迅速发展及销售地界扩大中获利，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些获利被用来投资辅助产业、营销以及卤和气资源的一体化，演化出垂直整合的雏形。这本书分别介绍了李王胡颜四大盐业家族的兴衰历程，重点分析了这些大家族商号走向垂直整合的过程以及为此采取的资产管理、运营管理模式。

　　自贡盐业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走向繁荣，有效带动了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城市化。盐业是四川劳工除农业之外的最大雇主，自贡因此吸引了四川盆地各市县，甚至远至贵州、湖广等省份的劳工。自贡盐业在当时已经实现了劳力的专业分工与技术的专门化，还催生了初级形态的劳工组织。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书中介绍了太平天国之后，川盐与淮盐争夺湖广市场的过程。淮盐输送到湖广市场的通道在太平天国之后被恢复，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了确保淮盐利益，要求强行关闭四川盐井并限制川盐销售。此举受到了清政府四川总督吴棠的强烈反对，有趣的是，吴棠列出的反对理由既包括关闭四川盐井会减少朝廷税收，还认为曾国藩的建议纯属政府无理干预市场。曾国藩的高徒、湖广总督李鸿章同样不赞同查禁川盐，他则指出了另一项可能的影响，即关闭四川盐井，将造成大批经过了产业化分工训练的劳动力失业。李鸿章主张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购买川盐或者淮盐。尽管曾国藩因其对清廷中枢更大的影响力，而成功恢复了淮盐输送湖广的更多配额，但市场反应显然是有利于川盐的，超出朝廷配额的需求，将以私盐方式输送到湖广，这说明市场力量已经超过了朝廷威权。

　　进入民国时期，自贡盐业开始走向衰落。尽管清政府倒台，让过去的管制机构和政策被取消，盐业企业开始建立自治机构，但四川及周边省份军阀都将盐场作为军费的最重要来源，除了合法税收，还要另行摊派。书中记述，“（自贡盐场）最初是由滇军占领，接着被川军占领，又被二者的联军占领，后川军内部各派别又争夺不止，自贡的商人经历了军阀的种种劣迹，从勒索、绑票，到强征特别税，到公然抢劫镇上的店铺和会馆”。政治不稳定的最主要影响是，重庆的资本流向了获得列强保护的上海，这使得自贡盐业融资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军阀林立更使得川盐外销会被重重征收税费，这削弱了相比淮盐等其他省份食盐产品的竞争力。最后，在国民政府全面建立起官运商销制度后，盐业企业的垂直整合体系已经被打破，不可抑制地滑向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