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22日电（记者陈尚营、李劲峰、李斌）最近一次的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要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各级政府部门加速简政放权，一大批审批事项被取消或下放。然而，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机构却悄然换“马甲”，改“面子”不改“里子”，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收费等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改革红利。

　　基层官员吐槽“有审批权的基本都有红顶中介存在”

　　广西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陈林发现，近来，虽然政府的审批减少了，但企业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宽松和方便。

　　陈林接触最多的是建筑工程施工图的审查环节。“行业内普遍认为，人防工程施工图项目少，内容简单，但到人防部门指定的机构去审，价格比市场行情高出两三倍。”陈林说，审图市场行情一般为每平方米2元左右，但人防审图属于机构指定的“红顶中介”，收费却达每平方米6元，“一个建筑面积上万平方米的人防工程施工图，仅这一项就得多支出4万元。”

　　来源于九三学社一份提案显示，近年来，政府行政事业收费一减再减，但编制和评审第三方的评价、评估、检测报告费用一直在增加，部分中介机构未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审批，形成体内运作，企业几乎没有选择中介机构和议价的空间。“施工图审图费用2013年较2008年前增加了近4倍”，“第三方评估事项中，超过六成处于垄断经营”。

　　除企业遭遇审批事项转移到“红顶中介”外，居民生活中的部分服务，也由于被指定后价格偏高引发群众不满。安徽潜山县居民刘女士近期学车办驾照时，被要求到指定的县中医院下属的体检中心体检。刘女士说，潜山县还有其他县级医院能体检，“简单查个视力、听力等，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家医院呢？”

　　按照公安部规定，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即可。但是记者咨询广西、湖北等地不少车管所，得到的答复均是：目前机动车驾驶人体检业务只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

　　“红顶中介”靠垄断获得巨大利益。2014年6月的审计署报告显示，至2013年年底，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75亿元。

　　在原铁道部窝案中，丁书苗等人通过收取30余亿元“中介费”，帮助23家企业在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中标，其中丁书苗违法所得数额共计折合人民币20余亿元。

　　“有审批权的部门几乎都有‘红顶中介’的存在。”广西一位县长表示，很多部门行政审批名义上取消后，仍以担心社会机构弄虚作假、质量无法保障等理由，安排“信得过”的企业承揽业务，导致“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的“红顶中介”仍普遍存在。

　　司法鉴定、环评报告等领域“利益捆绑”明显

　　不少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务院强力推进审批等领域改革中，一些政府部门迫于上级压力，将诸如鉴定、评估、检验、检测、认证等审批权下放给所属的事业单位或所主管的社团组织，但只改“面子”不改“里子”，官商勾结形成各类利益共同体。在司法鉴定、评估检测、环评报告、可行性研究、施工文件审查等领域这类情况尤为常见。

　　记者调查发现，“红顶中介”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生存：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垄断业务继续谋利。在湖北黄冈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长期被一家名为精正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公司所垄断。湖北省纪委2014年通报显示，这家企业与黄冈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说，在政府简政放权过程中，一些部门不愿舍弃既得利益，通过自己成立公司、协会等形式参与市场活动，有的协会和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部门公务员担任负责人，借助这些戴着官帽的民间组织把控审批权谋利。

　　－政府直接指定，换个“马甲”搞审批。近年来，各级政府将部分审批、检验、资质交由市场办理，在具体操作中却常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负责，实现利益捆绑。

　　青海省湟源县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单位受贿案显示，青海省特种设备检验所将其承担的锅炉、电梯等特种设备质量检测工作中的部分辅助项目交由民营的西宁惠安特种设备检修检测公司负责。作为回报，这家民营企业每年以降温费、过节费、年终奖等名义，向青海省特检所及其员工支付费用共计98万多元。

　　－官员私下推荐，关照中介从中受贿。记者采访发现，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在办理项目审批、资质认证等方面业务时，常私下向办事企业推荐中介机构。

　　法院审理查明，作为废物利用、节能改造等国家补贴项目初审的具体负责人，湖北襄阳市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科科长李前振先后推荐10多家企业前往一家名为“正东友亿”的咨询公司制作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申请书，从中受贿15万元。

　　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利用手中掌握的专项资金划拨审批权，10年间受贿近3000万元，这其中只有17万元是他自己收受的，其他的都是通过“代理人”收受。

　　一位环保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涉及政府补贴等资金项目申报时，负责审批的官员往往会以“资质要求、业务水平”等理由，向申报企业推荐熟悉的中介机构去办理。若不选择其推荐的中介，往往会在审批过程中“挑刺儿”，“所以即便价格偏高，大家也都习惯了接受这种私下推荐”。

　　部分中介机构为实现“旱涝保收”千方百计依附权力

　　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多次明确提出治理“红顶中介”乱象。如，1999年原国家计委等六部门制定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按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实施的中介服务，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中介机构为有关当事人服务。”

　　国务院常务会也多次提出要求，“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严格规范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收费”。同时，司法机关和各地职能部门也在加大对中介领域的贪污贿赂等问题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中介组织贪污贿赂犯罪达923人。

　　为何“红顶中介”屡禁不止？一位科技领域的中介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中介机构而言，带上政府部门的“红顶”就能“旱涝保收”，“查得再严，也得想方设法另设名目来依附上政府权力‘靠山’”。

　　“‘红顶中介’是典型的‘权力外溢’。”杨伟东说，随着改革开放，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和发挥市场作用，连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必不可少，但很多中介组织从政府机关划分出来，市场化转化不彻底，加上部分职能部门舍不下“审批利益”，导致审批环节中各类“潜规则”盛行，不仅削弱改革成效，滋生大量腐败，也在严重削弱政府公信力。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表示，治理“红顶中介”的核心是让权力走开，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防止政府的手伸得过长；另一方面，也要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实现中介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的完全市场化，让所有中介组织平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