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快87岁了。2013年，他在85岁生日时曾说：“我和老伴都是属牛的。其实我们并不属牛，只是有牛的性情”。

　　“牛的性情”，褚时健解读为“我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境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意义”。

　　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在70多岁开始重新创业，在80多岁以创业成功回到公众视野的晚年。

　　近期，一本获得褚时健首肯的传记由博集天卷出版。

　　与褚家相交20多年的作者先燕云，将写褚时健视为自己一生无法回避的责任。

　　1991年相识，在褚时健人生的低谷，先燕云也受到牵连。由此过后，两人情同父女。褚时健与先燕云之间的君子之交，恰如前者潜心哀牢山种植“褚橙”的淡泊一样弥足珍贵。

　　看过了褚时健的低落与荣光，先燕云早有书写的欲望。这个念头终于在2013年开始付诸实施。一写就是洋洋洒洒的数十万字，贯穿了褚时健的整整一生。

　　为了写作这本传记，先燕云历时近两年，积累了2400小时的采访录音，手稿超过70万字。褚时健为此也作出了极大的配合，在炎夏工作之后还必须抽出时间接受采访。

　　褚时健在书中序言中写道：“出一本我的书，并非我的需要。一个人活到了这个岁数，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对于述说已经没有了兴趣。”并且，主动提出为他撰写传记的人数累计达到上百人之多。不过，褚时健还是为先燕云所著的《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签下了独家授权，足见其对先燕云本人的信任。

　　褚时健认女儿

　　1991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红塔山笔会的成员，先燕云在玉溪卷烟厂盘桓了半个月。那时，先与褚时健及其家人有了直接的交流。而后，一篇由她执笔，关注褚时健情感世界的报告文学《太阳般的汉子》刊发在《中国作家》杂志。先燕云就是因这次机会与褚老成为忘年之交。

　　“（她）对我的家庭、对我、对我的工作了解得更深一些。”褚时健说。

　　在20年中，褚时健的身份发生了多重变化，“烟王”，阶下囚……随着“褚橙”的成功，褚老，越来越成为一个励志的标本。先燕云对这些巨变都作了详细的回忆和描述。

　　在不断的刷屏中，他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王石、柳传志等国内一线企业家，均对这个偏居云南山中的老人恭敬有加。这个曾经的“烟草大王”，如今的“褚橙”创始人，在八十七岁高龄之际仍然为名声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来拜访，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与褚时健的合影。

　　对于当下的状态，褚时健有着清醒认识：“再次成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是在我成为一个果农……所谓‘触底反弹’，使得很多人表示出对我人生的兴趣。”

　　在触底反弹前，褚时健的“烟王”之名，如雷贯耳，然而，陨落也来得突然。

　　1995年，必定成为褚时健一生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此后，垂直向上的人生之路突遭重大变故，变得坎坷和丰富起来。当年9月，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卷烟厂的厂长，身份变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夕，老伴马静芬被带走，进入隔离审查阶段。此前，女儿褚映群已被人从工作地珠海带回云南。

　　对于这一切，外人难以了解其中的缘由。先燕云也是在多年之后，从红塔集团的法律顾问马军的口中得知了详情。

　　1994年，中纪委接到贵州省省级机关退休老干部的举报，反映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还有贵州省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其中一个案件中，涉及从云南批的5万件红塔山香烟。贵州贪腐案的专案组由此进入云南，在玉溪卷烟厂调查。

　　二十多年中，先燕云也目睹了褚时健的风雨细节，甚至成为了关键事件的亲历者。

　　1996年和1997年交会之际，她与褚老一行人被幽禁在边陲小城河口。在忐忑中，先燕云小心地问：“你真的能坦然面对中纪委的审查？”褚时健回答说：“我说得清楚。”就这寥寥数个字。

　　1997年的第一天，褚时健对事件基本有了清楚判断，对先说：“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被带走调查了，你们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们回家。”

　　对于幽禁，褚时健心生愧意，同时也表达了想认先燕云做自己女儿的意愿。其实，在数年前，褚时健便和老伴及女儿商量过此事，并得到过母女二人的同意，但只是觉得时间不合适。“现在看来，还拖累了你……”

　　出于当时幽禁的情形，先燕云说：“下次见到你，我会叫你爸爸。”

　　两年后，先燕云到云南省第二监狱探望褚时健，一声“爸爸”，让褚时健感怀良久。

　　“管果园跟从前管工厂差不多”

　　时间从今往回溯13年，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已经74岁，他并不心甘，承包了云南哀牢山的2400亩荒山，开始种橙子。当年的褚时健疾病缠身，糖尿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原发性高血压二级，每天需要打两针胰岛素，还要吃一捧各色药丸。

　　那时，王石去哀牢山看他，只看到一个穿着破烂圆领衫的老头正跟一个修水泵的人讨价还价，你开80元、我还60元地讨价还价。这一场景让王石感到震惊，他难以想象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褚时健。

　　让人难以想象的不仅于此。他74岁重新开始创业，一坚持就是13年。

　　褚橙庄园里原本有110多个农户。后来褚橙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13年间，庄园的面积从2000多亩地，不断扩充到7000亩、8000亩、9000亩，如今总共有1万多亩地，农户也随之越来越多，目前有二百四五十户。“凡是跟着我们种果子的农户，基本都脱贫了。”褚时健说。

　　“褚橙”从面世之后，一路畅销，远远超过了一个橙子所能承载的物质养分，而带有某种特殊和神圣的情怀基因。不过，而今的褚时健，却说“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

　　褚时健甘心了，外面等着想要进褚橙庄园种果子的农户却还不少。先燕云做褚时健传记的采访时，就有十几二十个农户在排队，褚时健得挑，考量的标准包括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等。“以前人家一不高兴就跑了，现在都不想走了。”褚时健回忆起重新创业的初期曾说“困难的时候也挺困难的”。如今农户们“一年少说也有个八九万的稳定收入”，在农村来说，这算不错的收入了。

　　在褚橙庄园，褚时健沿袭着从前管理玉溪烟厂的方法来管理果农，即使是在哀牢山上，依然需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如果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做，那恐怕现在的1/5都拿不到。按我们的方法来，收入就能高，他也愿意努力去做。”褚时健说。重新创业十多年后，他认为管果园跟从前管工厂差不多。

　　褚橙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之后，人们都关心褚橙的利润到底有多少，褚时健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市场变好了，但褚橙的产量也一直在变。”根据公开报道，2013年褚橙的产量有11000吨，利润有6000来万元，但到了2014年连续干旱，褚橙的产量只有10000吨，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效益，不过因为过去一年褚橙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价格涨了20%-30%，利润也能到7000万元。

　　“每年我们赚到的钱，因为市场所需，都用于建设。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向银行贷过款呢，都是靠这块的利润再投入。如果债太多，财务情况又不好的话，我的压力就会变大，所以现在，我正好可以轻松点儿，没有投资贷款，做事也会更稳当一点儿。”按照褚时健的估算，褚橙的产量再过五年可能达到5万多吨。

　　“成功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

　　说甘心，或许是褚时健真的老了。在这本传记里，老了的褚时健，变得“云淡风轻起来”。即使谈及母亲的逝世，他也没有情绪激动；此外，褚时健并不讳言，老来种橙，是为了给子孙留下立身之本。

　　“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唱高调，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遵循实事求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我的人生还真的有些可以总结的东西。”褚时健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最适合的就是做企业，“天生成一半，人努力一半”。

　　他总是挑难做的事情做，比如上世纪80年代，在玉溪卷烟厂将烟田作为“第一车间”建设，把烟叶生产放到突出地位，当时也涉及很多问题。“当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很多放宽的政策真正下到地方，往往需要过程，执行起来也需要时间。”褚时健回忆。

　　在他看来，当时烟田的问题阻碍着烟厂的发展，甚至影响着整个中国烟草业，“那个时候没有好烟料，没有好烟料就做不出好产品。这种事情别人不愿意干，我还是去干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改过来的话，不但是我们这个工厂的烟草质量，连整个中国烟草也会得到提升。后来的事实就是，全中国烟草的品质在我们推行了种植方法以后，的确得到了提升。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撞到南墙，我也会去干。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那样子”。

　　在后来的许多人看来，“促进了整个中国烟叶质量的提高”，确实是褚时健对中国烟草业的一大贡献。

　　褚时健强调：“做企业的时候，要先考虑这个事情对国家影响大不大，对国家好不好。”在他看来，这是在中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

　　其次是“不懂就莫干”。“不懂的话要学懂再搞，没有哪个人天生都能样样懂。起码你要懂你在这个岗位上应该懂的东西，乱点头会造成损失。”

　　没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而这个“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有的是“学习”和“牛的性情”。

　　当年，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看他在玉溪卷烟厂一两年就干出了成效，找他谈话，想把他调到地区当副专员，管工业。褚时健婉拒了领导这一从政建议。“我搞烟厂有好处，给国家多拿税收……让我当官员，我干不好就废了。”

　　做企业，一直是褚时健的特长和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