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20日电（记者李延霞、刘铮）中国银监会20日宣布实行监管架构改革，对内设机构重新进行了职责划分和编制调整，同时清减下放行政权力，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打响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当头炮。

　　银监会成立以来，现行的监管架构和运行机制，对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经过十多年发展，我国银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银行业总资产由原来的3万亿元增加到近170万亿元，更重要的是，中小银行和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日新月异，“三农”、小微等领域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客观上要求监管必须与时俱进。

　　银监会监管架构调整，不单单是部门名称和职责的变化，也不仅是行政资源向监管一线倾斜，背后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公众更加关心的是，此次监管架构改革清减下放行政权力、为金融创新预留空间。

　　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各类金融机构相继推出跨行业、跨市场的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效率得到一定提升。但总体上我国金融创新仍然不足，制约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监管过多、过细，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只有通过简政放权，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土壤，才能确保金融创新朝着更有效、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此次清减下放行政权力后，银监会今后只对全国性机构承担风险监管主体责任，而对于地方性机构，仅对法人机构的新设筹建、市场退出、重组改制和破产重整进行审批，其他市场准入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银监局。

　　权限下放的层级越低，越贴近申请人，市场的作用就会发挥得越充分，市场主体的活力才能增强。事实上，在此次监管架构改革之前，银监会已在悄悄进行权力下放的尝试，比如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的筹建虽然是由银监会批准的，但之后开业则是由深圳银监局批复的。

　　放权不等于放任不管。据了解，银监会在下放监管权力的基础上，将建立对派出机构履行准入管理和监管尽职情况的后评价机制，建立行政许可负面清单和问责清单，凡发生派出机构未尽到属地主体监管责任的，总会可视情况约束或上收监管权力，实现对派出机构按履职能力进行差异化授权和严格问责，以此做到监管不越位、不缺位。

　　银监会此次监管架构改革，符合简政放权的政府改革方向，着眼于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先行一步。人们期待着，中国金融业的监管体系乃至中国金融业自身的改革，能够进一步向前推进，带动中国金融业不断创新，为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和人们日益多元的金融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