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扛着球包，花十几二十美元，便能轻松享受一上午高尔夫。”这是北京体育休闲产业主席田常波，对欧美高尔夫发达国家大众参与高尔夫“常态”的描述，而“轻松”背后的便利性，则建立在廉价的高尔夫球普及球场，和公园绿地中常见的高尔夫球基础项目上。

　　“美国大约有两万个球场，高尔夫人口占总人口的10%；日本球场数量达到2600多个，中国才有500～600个，相比起来，我们的群众基础、场地设施和发达国家真没法儿比。”某地方高尔夫球协会负责人表示，球场性质的差异是造成中国高尔夫球场门槛较高的关键，“国内基本是私人球会，建造成本高，商业需求明确，但国外很多是公共球场，是强调公益性的政府行为，因此价格较低，能面向大众。”该负责人以球场配套的会所为例，“在美国，有些社区高尔夫会所，只有一辆公共汽车大小。”

　　“没有球车、没有球童，甚至没有地方能打完球后冲个澡。到球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打球。”这样的场景，对抱以“几乎所有的球场都是会员制的，会员在缴纳了昂贵的会费后，每年还要缴纳一定的管理费，打球时，还要再缴纳球车费、设施费等，必须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玩，甚至只是官商的游戏”认知的中国人而言，难以想象。“高尔夫只是一个无辜的体育项目，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被当作可利用的工具，应当正确看待。”田常波的看法受到多数业内人士的认可，“原来开小汽车也被视为腐败、穿得花哨也会引来争议，还是时间的事儿，当高尔夫人口上去了，很多观念也就改变了。”

　　进驻郊野公园、在新建绿地中占有比例，田常波为投资维护成本低廉的小型高尔夫设施考虑过很多“归宿”，但常常遭遇“谈球色变”的情况。自2004年，国家政策对高尔夫球场转入“禁止阶段”后，2014年至今，政策对高尔夫频频施以重拳，因此，业内掀起的风暴让“高尔夫”一度成为敏感词，业内外都不愿轻易触碰。

　　“整改球场并不等于要取消高尔夫，而是要在中国还高尔夫一个清新面貌。”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表示，将高尔夫产业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建立相关行业规范标准，是产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比如，政府利用水价调控倒逼高尔夫企业精细管理、调整结构；例如能否推出廉价的符合普通群众需要的产品，又或者能否关注小型的、适合社区和面向公众的设施。”

　　“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这项运动丧失了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土壤和动力。” 作为执法大满贯赛事的中国第一人，高尔夫球国际级裁判李金亮建议，在中国推广高尔夫，首先要努力摘掉其“贵族运动”的帽子，如大力推广公众高尔夫球场、推广更廉价、更容易入门的室内高尔夫项目、让高尔夫走进校园等等，“目前国内已存在一些公众球场（深圳），腾出更多的时段，接纳更多的人进入球场。只有能让高尔夫接地气，才能让大众真正地了解并打心眼儿里接受这项运动。”

　　就我国目前高尔夫的消费人群而言，“白领和中产阶级的普及度都不高，可这就是发展空间。”田常波认为，在体育休闲产业中，高尔夫是拉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部分，因此，需要转换经营重点，扩大参与人群，“消费人群转型，才能实现转型，重点并非场地管理设施。”

　　面向公众的球场，被学界视作未来高尔夫发展首选的突破口。“健身房的发展也是走同样的路。”钟秉枢介绍，曾经的健身产业同样全是大型、豪华的健身房，在商业区、占地面积很大，却没有盈利，“这些企业纷纷倒闭，无非其社会影响力没有高尔夫球场那么大，但洗牌过后，健身会所也实现了从高大上到深入老百姓社区的转型。”

　　从赛事角度而言，“10年前，国内只有寥寥数场职业赛事，国际赛事大概只有VOLVO中国公开赛还算拿得出手。现在每年在国内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已超过10个，甚至包括汇丰冠军赛这种世界顶级赛事。”在李金亮看来，高尔夫职业化发展明显，但国内业余比赛和青少年比赛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更让人欣喜，“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学高尔夫，这也是国内每年大大小小青少年赛事多达近百场，但报名仍然火热的原因。”

　　在美国，每年有数千场青少年高尔夫赛事，打得好的小球员，会优先进入美国名校，并享受高额的运动员奖学金待遇。而这样的“福利”在国内也初现端倪——2014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发布了177号文件，表明在全国比赛获得前3名、亚洲前6名、世界前8名，并符合2015年高考报名条件的高尔夫运动员，都可以申请免试升大学。

　　这在某地方高尔夫球协会负责人眼中，正是提升青少年基础的“利好”，“高尔夫是奥运项目，我们也出现了关天朗、冯珊珊等一大批年轻优秀的高尔夫明星，但他们大部分的成长还有其特殊性，如果政策能促使更多的学校开设高尔夫课程，不仅能让学生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还能发掘更多有天赋的孩子。毕竟在学校里，高尔夫就是一个体育项目，没有社会上乱七八糟的符号，孩子对高尔夫的看法也能更纯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