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翻看微信，经常能看到“如果某某有朋友圈”的段子，虽为杜撰，却也有趣。以“朋友圈”的视角看近代文人史事，有时也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新文化运动的大将、著名学者钱玄同的朋友圈就是如此。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逝于1939年1月17日。他所研究的文字音韵之学虽然冷僻，但他其实是个活泼、健谈的人。和现在很多人一样，聚餐是他和朋友交往的重要内容。翻看钱玄同日记，几乎天天都有“赏饭”、“骗吃”的记载，“吃迹”遍布鸿运楼、稻香村、太和春、德国饭店等各大饭馆。要是钱玄同有手机，估计也是个“晒吃”大户，郁达夫、周作人、马裕藻等文坛学界大佬，大都能在老钱发的动态里找到自己的身影。

　　不过，细心的人也会发现，在钱玄同“朋友圈”里互相点赞的，其实总是那么几个人，且大都是在日本章太炎文字学课堂上的少年同学。透过钱玄同的朋友圈，新文化运动大幕之一角被掀起，让人发现隐在幕后有一个小“朋友圈”，这就是章门弟子群。周作人曾说，东京民报社里听讲的太炎弟子，后来成了中国各大学文字学教学的源泉，很有势力。1932年2月，章太炎北游讲学，“章门群”大大活跃了一番，钱玄同更对老师鞍前马后，执礼甚恭。

　　但在“章门群”里，也有与钱玄同关系不佳者，鲁迅就是一个。钱玄同和鲁迅的关系本来不错。在日本做同学时，因为钱话多好动，鲁迅给他起了个绰号“爬来爬去”，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戏称钱玄同为“爬翁”，足见其亲近。钱玄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日记里，也经常有拜访周氏兄弟的记录，有时还谈到半夜，可见有较多共同语言。

　　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其实有赖于钱玄同之督促。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因为一个叫金心异的朋友的劝说，才有了《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金心异”就是钱玄同。1925年，在《阿Q正传》的俄文版序中，鲁迅更明确说，做小说是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这个故事，在钱玄同的回忆中也能得到印证。他说，自己当时在为《新青年》摇旗呐喊，觉得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就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弟弟周作人很快交了作业，哥哥周树人却一直不动笔。他就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才有了《狂人日记》。

　　但没过几年，两人却渐行渐远。鲁迅对钱玄同“酷评”不断。1929年的一封信里，他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八个字形容钱玄同。1932年所作《教授杂咏四首》中的一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针对的就是钱玄同当年所谓“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高论”。1935年的《死所》一文又辛辣地讽刺了因听说有教授在教室中风死去而不再上课的钱玄同。

　　钱玄同对鲁迅也是“毒舌”频吐。看过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后，他在日记中记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钱玄同对《准风月谈》的评价也很低：“总是那一套，冷酸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读了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后，又在日记中说，“据说（孔另境）为鲁迅大弟子之一，郑振铎序此书大恭维一番。”“殊可笑”，“孔氏此书极为简陋也”。其时，鲁迅已经去世，足见钱氏恨乌及屋之心。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玄同和鲁迅互相拉黑呢？鲁迅去世后没多久，钱玄同写了一篇追念文章。彼时，两人已交恶，钱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在他的日记中可找到一点线索。钱玄同说，“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及略评》。”看来，钱玄同这篇文章，为自己辩诬的用意大于对亡友的纪念。在文章中，钱玄同将鲁迅的缺点归为三点，一是多疑，二是轻信，三是迁怒，这三点，好像全属性格因素。但两人交恶又似乎不能全部归咎于性格。

　　鲁迅写于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给我们新的启发。文中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督促鲁迅写小说，陈独秀确实颇为上心。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但这都是《狂人日记》发表之后的事。鲁迅走上新文学道路的第一推动力，还是来自钱玄同。而且，在此前的文章中，鲁迅也是这么说的。

　　1933年，被共产党除名的陈独秀正因所谓“叛国”而坐国民党的牢。而鲁迅此时不提钱玄同而举陈独秀，应非一时疏忽。鲁迅曾对比过陈独秀和胡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还曾不无伤感地说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只有他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或许，直到离世，鲁迅的心依然停留在那个早已解散的新文化运动朋友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因独立思考而既不容于共产国际，又不容于国民党的“终身反对派”陈独秀，显然比退隐于书斋的钱玄同，离鲁迅的心要更近一些。我以为，或许这才是真正把钱玄同和鲁迅隔开的那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