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魏征等大臣编撰了一部《群书治要》，其中收录的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说，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已近千年，治国理政者一个接一个，但太平盛世不复出现，原因何在？主要是目无法度而任意妄为，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弛。

　　很难考证这段话是否触动过当年的李世民，但是《群书治要》这部书曾深刻影响了他长达23年的治平之道，包括为史家称颂不已的“贞观之治”乃至整个“盛唐气象”，则是确凿无疑的。《群书治要》选录的《汉书》等名著中，有关修为、崇俭、养德、求谏、制权等方面的至理名言无不闪耀着先贤思想的不朽光芒，即使是当下对于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也依然不无认识价值和警示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重拳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已在相当程度上调整着扭曲的政商关系。从接二连三曝光出来的“大老虎”以及小官巨贪等逐臭“苍蝇”，我们从中可形成一个概念：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其实是一种腐败常态。而这种腐败常态，一般以行政侧为主导，私相授受，诱发营商侧贿赂成风，潜规则便是“给钱办事，不给钱不办事”“有‘表示’、有‘面子’，才能拿批文、盖章子”“倘若不打点，审批没时点”……甚至演变为明目张胆地公开索贿，这必然导致政商关系走向畸形。其严重后果之一，就是诱使或迫使民营企业比拼攀附权力、比拼找关系走门路，为短期行为而奔忙，而不是比拼打造品牌的长期努力、比拼脚踏实地全神贯注地创办一流企业，久而久之，弥足珍贵的企业家精神也会随之颓废、涣散甚者没落。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要求政商双方各尽其能、各尽其责，而且还要求各守本分，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但是，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中，如同营商侧倾向于“炫富”一样，行政侧则倾向于“炫权”。比如，一个靠国家救济的贫困县，所盖政府办公楼居然可酷似白宫模样，这不是向社会公众炫耀权力令人仰其鼻息又是什么？在奢侈消费泛滥一气的那段时期，曾流行一句话，叫做“大款不如公款”，隐含的就是“有钱任性、有权更任性”的优越感。高压反腐后，“懒政”现象出现。从乱作为到不作为，诸如“上班养神，下班精神”“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不贪不占也不干”以及“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在作为”等等，其实都是另一种消极状态的“炫权”，是另一种“任性”。这种“任性”的骨子里还是逃不脱对中饱私囊的贪恋，对穷奢极欲的倾倒。

　　且看前些年，那一桌桌豪华宴席、一场场花天酒地，摆谱复摆阔，由何为之，又何以为之？戴名贵表、着名牌装、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不知何时已成不可或缺的寻常“体面”事？辽宁抚顺有位“土地奶奶”，握有“正科级”的一点权力，就肆无忌惮到了长期截留、私吞征地款的地步，完全丧失了原本作为人民公仆而应有的仁义公德。而她占有房产20多处，其保险箱里放置各种财宝共计5000多万元，还酷爱豪华轿车等，则非常典型地说明反“四风”将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囊括其中是多么具有现实针对性。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往往是握权者尤其是炫权者们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必然取向，是侵蚀健康政商关系的病根、病源所在，由此出发，就难免驱使权力寻租变本加厉、利益交换甚嚣尘上，进而使政商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濒于败坏。此即所谓“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同样被《群书治要》收录其内的三国桓范所著《政要论》和南朝齐史学家臧荣绪等所著《晋书》，都论及崇俭戒奢的重要意义。前者曾引用孔子名言“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俭约而失败的极为罕见）和西汉戴圣《礼记》所言“欲不可纵”（欲望不可放纵）展开论述，称“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桓范还举例说，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并非不喜好物质优渥，而是特别崇俭（“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他们对百姓征税少、役劳少，而培植的物产多、兴办的利民之事多，所以家家自给有余，人人丰衣足食，国库积蓄富足，“仁义兴而四海安”。后者则用警儆之语大声疾呼，“俭，德之恭也；奢，恶之大也”（节俭是最可恭敬的美德，奢侈是最为严重的恶行）。可见，在他们看来，为官节俭是修身治国之要，而仁义兴废与否多半要看为官者们能否约束私欲；从源头上说，甚至一个国家的安危得失也维系于俭奢节纵之间。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都有这般见地，何至于现在的政务环境中还有那么些人依旧飘飘然、昏昏然，醉心于追求珠玉珍玩、衮衮华饰、敛财敛物、豪宴排场等等？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层面的批判或说教，而应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比如必须将其纳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大框架中统筹设计，必须重塑法治信仰、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等等；即使在道德层面，也不能将提倡节俭极端化或偏激到居陋室、穿褴衫、食无肉、出无车……更不能仅仅呵责于行政侧存在无仁无义或道德沦丧现象，而对营商侧出现的无良不端行为不予制止和声讨。然而，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高度来看，提高各级政府官员反腐倡廉、反奢倡俭的道德水准和自律要求，畅行俭约治国精神，对于调整和优化（净化）政商关系，或者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而言，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至为关键的。现在，人们已普遍形成共识，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与此同时还应引导“要将欲望限于俭约的框子里”。如同治理贪腐不仅要做到“不敢贪”，还应做到“不想贪、不能贪”一样，也如同治理懒政不仅要做到“不敢懒”，还应做到“不想懒、不能懒”一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一方面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法治为根本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各方面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的道德约束，唤醒良知，厉行节俭，不贪图那些有碍身心健康的过度娱乐和享受，进而杜绝向企业吃拿卡要寻租索贿，知耻而收敛收手，方可奏效。

　　曾将《群书治要》作为“枕边书”而百读不厌的李世民，从中悟出过两个字，即“简静”，并将此认定为执政之要。简者，俭也；静者，净也。他说：“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夫君者，俭以养德，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这就是说，必须用简约俭朴之道涵养德行，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品性。所谓“简静”，无非就是简俭而清静，就是净化心灵，就是节制修心，就是安分守己，就是不要让权力之手轻举妄动，就是勿使心中的欲望无度放纵。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戒惧于“奢侈行而仁义废”，以免让膨胀的私欲吞没美好的道德修养，渐渐陷入乱性败德、背仁废义的池沼不能自拔，最终滑向灾难的深渊。

　　倘若我们人人都能够戒惧于“奢侈行而仁义废”，力行崇俭戒奢，追求“简静”的内心世界，恪守严正的道德秩序，为官如此，为商亦如此，那么，何愁新型政商关系不能尽早构建起来？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