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立平

　　在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去年11月20日，“天河二号”连续第四次摘得全球最快的桂冠。超级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历经30余年的超级计算机研发攻关历程，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我国科研产出和科技实力增长的图景。

　　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要求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创新。如果说过去要素驱动增长时期，与低成本竞争、市场规模、人口红利这些“主角”相比，科技创新还是个“小伙伴”，那么在新常态下，科技创新被推到了“发展舞台的聚光灯”下，必然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当仁不让的“主角”，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发展的逻辑使然。人们不禁要问，我国的科技创新是否做好了准备来适应这个“角色转变”？

　　在谈及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候，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前者对后者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经常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滋养”作用。当年那场是“科教兴国”还是“国兴科教”的争论现在看来答案已经揭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科技实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3年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首次超过了2%，其中企业支出占76%以上。“钱袋子”鼓了之后该如何花好，成为科技管理面临的“成长烦恼”。

　　尽管现有的科研产出统计体系并不完美，专利、论文统计的指标经常遭人诟病，但在几个国际公认的指标上，我国的非凡进步还是为世界所瞩目。经合组织、欧盟、韩国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均显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创新差距在持续缩小。在去年开展的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中期评估中，组织动员近万人次专家进行中外技术水平调查，得出了“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重要判断。

　　“靓丽”的指标似乎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之间存在落差，缺少核心技术，顶尖人才匮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太少，成果转化机制不畅，这些与其说是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人们有着更高的期待。与那些耀眼的“明星企业”相比，遍布全国的是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队伍，正是它们支撑了我国在全球化产业分工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此外，多年发展形成的、门类齐全的产业技术配套能力也是我国创新能力的“独门绝技”，高铁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强大的技术吸收和配套能力是关键所在。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反思制造业流失之痛，更凸显了这种产业技术吸收配套能力的重要性。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逻辑与经济发展有着相似之处，都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经济新常态首次确认了这个阶段性过程的存在，那么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布局调整、结构转换、能力提升的“阵痛期”。从“量变”到“质变”，意味着“提高科技创新产出质量和效率”成为了核心要求，而传统的科技管理手段、政策工具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是过去一年里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重磅炸弹”频频出台的深刻背景。

　　新常态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同时，科技创新也要完成自身能力提升的“蜕变”。面临着双重任务的挑战，科技工作肩上的担子还是蛮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