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一年，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而在新常态环境下把握工作主动、创造新的业绩，已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要认清新常态，一个前提是要对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做到胸中有数。为此，李佐军博士列出了十二条需要直面的难题，介绍于此，供读者参考。

　　——亚夫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然而，要引领经济新常态，必须直面十二大难题：其一，赶超发展成症；其二，经济效益偏低；其三，投资依赖过度；其四，扩大消费障碍多；其五，创新驱动不力；其六，贫富差距较大；其七，经济风险累积；其八，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其九，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其十，城镇化仍然滞后；其十一，“设区热”愈演愈烈；其十二，“政策依赖症”难以摆脱。□李佐军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经济较理想的状态，需要引领，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走向好的新常态。

　　问题之一：赶超发展成症

　　“赶超发展症”是超越发展阶段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追求过快过高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病症。其主要特征：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运行效率偏低；通货膨胀较严重，资产价格较高，经济泡沫较多；资源能源消耗较多，环境破坏较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区域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较大；“政府企业化”，考核GDP导向，依赖刺激政策，偏好经营土地和城市等。

　　中国有“赶超发展症”的部分症状。如经济增长速度过快，1979-2012年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增速2.8％。2002-2011年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左右的水平。我们不仅要看到高速增长的成绩，也要看到其背后的代价和问题。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2002-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41％提高到72%，因出口而增加的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增长了11.6倍。流动性释放过多，资产价格偏高，2002-2012年，新增贷款从2.7万亿元增加到8.2万亿元，M2存量从18.3万亿元增加到97.4万亿元，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持续上涨，超出了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承受力。

　　资源消耗较多，环境破坏较重，200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和产量分别是108413万吨标准煤和110732万吨标准煤，2011年分别达到239286万吨标准煤和246931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2%和9.3%，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开始出现大范围持续雾霾现象。同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地方政府负债较多等“赶超发展症”也很明显。

　　问题之二：经济效益偏低

　　经济低效运行既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益偏低，也表现在某种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偏低。中国经济低效运行的主要表现有。

　　能耗过多。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提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GDP。

　　水耗较多。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4，北方地区不到世界人均的1/8，但我国用水效率不高，浪费较严重。2003年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0.5，而发达国家为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而发达国家已达85％。2010年，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120立方米（以2000年不变价计），是发达国家的2-3倍。

　　地耗过多。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5年保持增长。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

　　投资效率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问题之三：投资依赖过度

　　“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已出现了较明显的“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

　　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在40%左右。若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投资率基本正常，但进入新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的比重偏高。据金三林研究，2005年中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再次，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上），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大致符合此标准，故以此大致代替说明。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截至2012 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问题之四：扩大消费障碍多

　　近年来，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增长，消费总体较为疲软，其影响因素有：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喊了多年，但至今未取得预期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较大，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够。国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前两者与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三者之间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因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二是降低税费负担不易。税费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减，对消费影响既大又直接。税费改革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进程，但由于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变，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队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需要巨大的税费来支撑，因此税费负担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2013年数据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占当年GDP的22.7%，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

　　三是通胀影响消费。通货膨胀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除，对消费影响巨大。当货币日益缩水，居民消费则日益谨慎。由于CPI只主要反映了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变化，随着人们支出结构日益向住房、汽车、教育等大额消费品倾斜，必须更多地用货币发行量（如M2）、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来反映真实的通胀水平。M2余额从2000年末的13.5万亿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65万亿元，M2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36%提高到2013年的195%，而美国不到70%。2005年以来，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涨了10倍左右。

　　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平非短期能解决。各种福利保障对居民消费形成强大的支撑，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无后顾之忧，就越敢消费。福利保障水平取决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居民之间、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中国政府较强势，在财政支出安排上，福利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目前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约为50%左右。而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没有超过20%。

　　问题之五：创新驱动不力

　　中国的创新驱动仍然问题很多，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知识资本投入仍然不足。仅以R&D投入来衡量科技创新投入是不全面的，因为R&D投入仅占知识资本投资的10%-25%。近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8%-20%之间徘徊，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则一直在20%附近的历史低位上下波动。

　　其次，企业的创新活动还不普遍。201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不到30%，平均R&D强度仅为0.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仅占12%，平均R&D强度只有0.71%。因此，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和模仿制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

　　再次，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下降。2007～2010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上升4.7个百分点，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进口比重下降了3.6个百分点，特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进口比重下降尤为显著。同时，2004～2009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平均产值增加值率不到美国的50%、德国的60%，约为日本的63%和韩国的86%；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平均产值增加值率大约是美国的84%、德国的97%、日本的76%和韩国的127%。

　　最后，人力资本增加开始遇到瓶颈。随着总人口增长减缓和老龄化程度提高，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开始出现绝对值减少，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迅速减弱。据预测，2025年以后人力资本将开始减少。

　　问题之六：贫富差距较大

　　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后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后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一直震荡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点3.33倍，随后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只有中国等三个国家超过了2倍。

　　问题之七：经济风险累积

　　中国经济已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表现如下。

　　一是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各级政府债务达30.3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7.9万亿元，2014 年、2015年到期需偿还债务占总债务的21.89%、17.06%。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达37.23%。

　　二是货币信贷过度扩张，不良贷款率上升。2014年9月末，中国M2余额达120.21万亿元，M2/GDP从1997年3月末的109%上升到2014年3月末的超过200%，6月末更升至205%。2008年至2013年，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9%，远超同期GDP增速，银行业资产占GDP比重持续攀升至260%。银行信贷过于偏向高风险资产，房地产贷款及房地产抵押贷款占银行业各项贷款比重近35%。

　　三是影子银行过快增长，风险加大。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近期发布的《2014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37%，居全球第二，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测算，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可能达2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39万亿美元)。中国信托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24万亿元快速膨胀到2014年第二季度末的12.48万亿元，稳居金融业“老二”。多数影子银行将短期资金（其中银行理财产品60％为6个月以下）配置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项目或资产上，增加了期限错配风险。

　　四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较多。2004年8月31号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中国房价踏上了持续上涨之路。2003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2456元，2013年涨到了每平方米6237元，涨了近3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更为显著，如北京2003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747元，2013年达到每平方米23616元，二手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29122元，涨了近5倍和5倍以上，中心城区的楼盘有很多涨了10倍以上。

　　五是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设备利用率总体上为72%，其中制造业仅为70.8%，超过70%的企业家认为本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问题之八：资源环境形势严峻

　　中国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已毋庸讳言。

　　一则资源能源消耗过快。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达37.5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6%。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单位资源产出率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2013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5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接近70%。

　　二则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研究表明，1950～1980年中国的雾霾日较少，2000年以后急剧增长。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日为35.9天，按新标准74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率仅4.1%。近几年华北地区部分城市雾霾日达到全年的三分之一以上天数。全国十大流域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在704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8.9%。2013年，全国土壤中度、重度污染分别占1.5%、1.1%，全国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属污染。

　　三则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遏制。据国家林业局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1.63%，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2009-2013年）结果显示，全国湿地面积比第一次调查结果减少了8.82%。2012年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较2006年下降了14.9%。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达29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0.7%。2013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15403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1.5亿元。

　　问题之九：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多年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虽然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3.9%，但仍然低于2012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70%的占比，也低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54%的占比，更低于高收入国家74%的占比。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相当于全球的11.3%，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已达到24.2%，而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全球的7.3%。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仅相当于美国的29%，而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25%。

　　第二，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主要由工业组成，工业中重化工业比重达到70%左右，而重化工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是服务业的9倍左右，大多数重化工业（如煤炭、石化、钢铁、水泥等）属于典型的“三高行业”。

　　第三，高附加值的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较低，低附加值的劳动或资源密集产业比重较高。2013年，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2%，湖北省到2015年按“十二五”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才达到15%，即便是高科技产业发达的深圳市到2015年按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就35%。

　　第四，品牌产业比重低。如目前几乎所有汽车跨国集团公司都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或多个合资合作伙伴，带来了70余个品牌，建立了自己的生产销售基地，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中国汽车企业迄今还缺乏属于自己的知名品牌，到2010年4月全国近500个驰名商标中，汽车品牌的驰名商标仅占4％。

　　问题之十：城镇化仍然滞后

　　虽然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但总体来说城镇化仍然滞后。

　　一是中国城镇化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如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工业化率为46.8%，二者的比值为1.09，而同年全球的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化率不过26.1%，二者的比值为1.95；同年美国的比值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分别为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比值高。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较快，但城镇化没有取得同步的进展。

　　二是存在“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53.73%的城镇化率存在一定的水分，其中部分只能算“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若考虑到“身体已进城，权益没进城”的“农民工”现象，中国户籍城镇化率实际仅有36%左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0%、45%左右，也反映出两种城镇化率之间存在15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问题之十一：“设区热”愈演愈烈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各地都在争取成为试验区、示范区、城市新区和规划区等，与当初的“开发区热”很类似，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设区热”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其一，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各地区公平竞争。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应是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让各地区公平竞争。对各个地区来说，只有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中，才能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但上述做法却是在制造一个个拥有特权和优惠政策的区域，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那些没有得到帽子的区域感觉不公平，那些得到帽子的区域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利用特权和优惠政策上，而没有放在如何真正形成健康可持续的竞争力上，从长远看也可能失大于得。

　　其二，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不利于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源的最优配置依赖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帕累托最优的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完全竞争的市场现实中不存在，但统一、公平的市场是可以形成的。对区域发展来说，只有在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中，才能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各地穿插着很多拥有特权和优惠政策的区域，则资源配置会被扭曲，优质资源会过多、过于集中地流向特权区域。这种资源的流向虽然有利于这些特权区域，但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其三，浪费了土地等资源，催生了经济泡沫。这些试验区、示范区、城市新区和规划区等一旦批下来后，往往会大肆圈地，有的动辄圈地数十平方公里。圈下来的土地有的低密度、低效率地开发了，有的甚至圈而不用、一直撂荒，造成了巨大的土地等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些地区往往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大肆造城、拉动投资、增加GDP、塑造形象工程的平台，并依此大规模融资，增加地方债务，倒逼央行印钞和释放流动性，催生经济泡沫。

　　其四，造成了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这些区域，一方面要大规模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大规模招商引资，聚集各类企业，吸引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内的各类劳动力前来就业，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和福利保障制度的不统一，多数劳动力往往不能在这些区域扎根，只能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像“候鸟”一样频繁流动，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只有当人口和劳动力在公平竞争的区域自由选择、自由流动时，才能形成健康的城镇化。

　　其五，增加了政府机构和人员，提高了政府运行成本。每设一个试验区或示范区或城市新区或规划区等，都会在原有的政府机构外，新设一组诸如党工委、管委会之类的新机构，而且级别往往较所在地区更高，由此增加了很多新的管理岗位，安排了许多新的干部。尽管这些区域较旧区可能机构更精简、人员更精干，但从一个区域总体来看，仍然是新增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其六，制造了“寻租”机会。正因为这些地区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拥有一些特权和优惠政策等，因此形成了税收、土地、信贷、准入条件等方面的“价差”，形成了“寻租”空间和机会，为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问题之十二：“政策依赖症”难以摆脱

　　“政策依赖症”是指国民经济及各个主体对政策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持续依赖，一旦离开了政策，就难以正常自我运行， 进而导致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经济效益下降、资金链紧张等种种经济病症。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政策依赖症”，特别是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政府和社会都表现出对宏观政策的持续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政策间隔期越来越短，自2009年上半年的保增长到2012年二季度的稳增长间隔了三年，自2012年二季度的稳增长到2013年三季度的稳增长间隔了一年多一点，自2013年三季度的稳增长到2014年二季度以来的稳增长只间隔了半年左右，而且2014年二季度以来的稳增长似有难以退出的迹象，以至于不能再有间断，否则经济下行压力快速显现。

　　对国家经济体来说，一旦形成“政策依赖症”，就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是市场功能退化，因为政策对市场产生了替代作用；二是法治功能下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社会契约（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契约）造成损害，倾斜的财税和土地政策等会对公平的法治秩序带来冲击；三是社会创新动力减弱，如果可以通过宽松政策轻易实现经济增长，就会削弱对创新动力培育的追求；四是政策制定部门会对政策作用产生幻觉，以为政策无所不能，且会不断用新的政策去解决旧的政策形成的问题，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直至通过危机进行强制调整；五是一旦政策开始退出或政策效用递减，经济就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

　　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来说，一旦形成“政策依赖症”，也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是投机心态加重，市场需求和自身经营出了问题后就寄希望于政策救助，或者争政策，或者等政策；二是自我创新能力弱化，当通过争取政策可以较容易地增加利润时，就不再努力去追求创新，去追求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三是一旦政策退出或政策效用减弱，就可能导致资金链紧张、企业效益下降甚至破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