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权将发生变化，对于改革而言，这不是一件小事。审议中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拟明确规定，税收权力只能由法律规定，这权力包括明确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征管制度。

　　在我国，18种税里面，目前只有3种是经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都是国务院公布的暂行条例。显然，税收大权在行政部门手里，不在立法部门手里。这样的制度安排好处是效率高，弊端是一言堂。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市场到法治，都是为了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其中，征税权是“边界改革”的重头戏。

　　行政部门的钱袋子，完全由自己做主，钱怎么收上来和怎么花出去，行政部门的意志起决定作用，其他部门的制度约束权力其实是很弱的。收钱的和花钱的不能是同一拨人，否则财政收支规模就会无限扩大，原因也很简单，没有了制约，他们只会量出为入，而不是量入为出。这些年，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愈来愈大，呈现刚性增长趋势，原因即在于此。

　　征税权是一种核心权力，它普遍地与每个人发生关系，决定着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决定着这个政府是小政府还是强势政府，决定着老百姓的税感是否强烈。征税是一项严肃的权力，是老百姓让渡一部分收入给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购买。这是征税权的正当性来源，其次才是强制性。这就要求征税要征得明白，要经过法定程序，要经过法定的“讨价还价”，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每一分钱都能够知道流向何处。如果做不到这些，征税难免带着中世纪的痕迹，是一种剥削的权力和一种耍流氓的权力。

　　因此，行政部门收钱和花钱的权力必须分离。收钱的权力，也就是征税权，要还给全国人大。事实上，对行政部门的预算、审议和制衡，本来就是人大的法定制度角色。权力分散在两个部门系统，最弱的制约也强过此前干瞪眼式的制约。

　　税收法定，牺牲了效率，增加了决策成本，但税收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值得我们付出这样的成本。税收如果能够轻易决定，如果能够快事快办，政府与个人的利益博弈就会受到质疑。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在两个星期内连续上调，都是国家发改委说了算，让税收的严肃性大打折扣。法治的法律和人治的法律，区别就在于法律是否合乎公平和正义，是否为公众所信服。

　　说到底，征税权是国家权力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干预，这种干预必须是在法治框架下，有着一定之规，有着稳定的预期。如果征税权处于一种可大可小、可进可退的状态，政府与市场、个人的边界就是模糊的，个人的财产权利总是被动的，这自然不是法治的方向。新一轮的改革气象万千，全线出击，削权也好，让利也好，改革逻辑殊途同归，就是为了确定政府与市场、个人的边界。这个边界厘不清，改革就难言成功。征税权还给人大，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了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