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21日电（新华社记者易凌 孟含琪 姜潇）农永光几乎从来不戴口罩。作为一名天天跟雾霾打交道的科研人员，对于戴口罩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帝都秋冬生存手册”的头条，他颇不以为意，“一是不习惯，二是觉得没必要谈霾色变”。

　　33岁的农永光是中国科技部“大气细颗粒物化学成分在线监测设备研制与应用示范”项目组的主要科研人员之一。

　　这个去年秋天启动的项目聚集了300多位大气监测和治理、计量与监测、仪器仪表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既有中国大气监测领域两个院士之一的魏复盛，也不乏农永光这样的“80后”。

　　“我们一要实现ＰＭ2．5成分监测仪器‘中国造’，还要制定首个国家ＰＭ2．5的成分监测标准。有了这些，大众可以了解雾霾的毒性；政府也可以根据最高成分及周围的地理、气象条件判断出污染源，从而源头控霾。”农永光说。

　　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京郊实验室里放着农永光和同事制作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原理样机，其中的核心系统之一——热光炉是个微波炉大小的黑匣子。

　　“这些样机从材料到技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国产的。”农永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颇为自豪，“为了它，实验初期连做梦都是数据。”

　　过去一年，“雾霾”是农永光生活工作的主题。但事实上，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第一次听说ＰＭ2．5是三年前。

　　那时，农永光到北京工作不到一年，10月一场“和老家不一样、有点灰的大雾”让他虽意外却未深思。直到一位网络大Ｖ发出的“妈呀，有毒害”的微博让这场不同寻常的“大雾”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他才从随后的新闻里知道ＰＭ2．5为“何方妖孽”。

　　在网上的实验报告中，农永光第一次看到了ＰＭ2．5的样子。这些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大小的物质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很丑，有的长得疙疙瘩瘩”，让他想起了家乡老荔枝树上偶尔生出的畸形荔枝的外壳。

　　农永光1981年生于广西古城桂平的一个乡村，家乡碧水青山，是有名的“荔枝之乡”。至夏，到村头果园里摘荔枝，累了躺在树下乘凉，是他儿时最美好的回忆。彼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建设尚在恢复阶段，污染鲜见。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后遗症在中国各地陆续显现。此时的农永光已成为湖南大学的一名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他第一次从课堂上听说了发生在上海的“光化学烟雾”事件：1995年6月一个闷热的傍晚，过量排放的汽车尾气与工业废气中的氮氧化物与硫化物，遭遇强紫外线产生了二次污染物，在上海中心城区弥漫出淡蓝色烟雾，身处其中的居民感到眼、鼻、呼吸道受到刺激。

　　“听上去像是生化战争里的场景。老师讲课表情严肃，但我依然感觉这离我们很远。其实跟上海的那次污染事件一样，雾霾也是典型的二次光化学污染。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农永光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投防治雾霾的行动迅速。在2011年那场被称为“拉开中国空气污染治理革命”的雾霾发生后一个多月，环保部就把ＰＭ2．5纳入了空气质量监测标准。2012年，治霾成为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任务。

　　农永光认为，等到手上的科研项目最终完成，政府的努力会更有针对性，效果会更好。“知己知彼嘛。现在老百姓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有一些误区”。

　　雾霾的可视性很强，很多人总是把ＰＭ2．5的浓度等同于毒性。“ＰＭ2．5有毒的是它所携带的化学物质与微生物病菌，有时天气看起来不错，有毒成分却多。让公众能科学正确地看待雾霾也是我搞科研的目的。”他说。

　　每天看着监测数据，农永光认为，随着国家治霾力度的加强，空气质量在好转。“从数据上来看，最严重的是去年。今年的连续雾霾天数和监测的数据日均值都低于往年。”农永光打开电脑翻出近几年的数据补充道。

　　如今，农永光的世界主要是他近20平方米的实验室，陪伴他的是近30台仪器。亲友总期待从他那里获得确切的雾霾“机密”，解答类似于“今天雾霾指数多少”“可以带孩子出门吗”这样的问题也已成为他的日常。

　　“我的答案天气预报上都有。雾霾面前，人人平等。对付它我们不能依赖‘北风君’或者‘雨神’，而需要政府和每个人的努力，科学发展不能是一句空话。”望着自己3岁儿子笑容灿烂的照片，农永光说，“希望他以后看见蓝天白云的机会能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