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内蒙古高院”）对呼格吉勒图（下称“呼格”）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内蒙古高院于1996年作出的关于呼格案的二审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对呼格案作出的一审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无罪，并向其父母送达了再审判决书。副院长赵建平向呼格父母表示真诚道歉。

　　听完判决，呼格的父母抱头痛哭。当日，呼格的大哥昭力格图和父母一同前往弟弟的坟头，在呼格的坟前点燃再审决定书告慰弟弟。呼格母亲在呼格坟前失声痛哭，哀叹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

　　12月14日，内蒙古公安厅纪委相关领导证实，内蒙古公安厅已经在本月初成立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呼格案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包括当年主办此案的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著名评论员蔡方华认为，不仅冤案的形成带有某种系统性，冤案的搁置同样是“合力”的结果。从那些已经被披露和被纠正的冤案来看，无论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还是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都很少能够看到良知的出场。有的案子从一开始就十分可疑，办案者、公诉人乃至法官也许都明白案情有假，都明白当事人是被冤枉的，但还是听任悲剧的发生。很少听说有某个办案的人凭着良心和道德，勇敢地提出质疑。在冤案历经重重磨难最终得以昭雪之后，同样看不到任何人进行公开的忏悔。为什么良知那么罕见？

　　蔡方华指出，良知在司法领域该有怎样的位置，是一个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课题。既然法律都是明确的条文，既然司法有着严格的程序，法律的运作跟良知又有什么关系呢？看起来，法律人只要熟悉法律就够了，只要遵守程序规则就合格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由人运作的系统，往往都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晦暗，系统与人性之间始终存在某种调适的关系。如果良知缺席，或者说，如果良知被系统所驱逐，系统就更容易被阴暗控制。所有的冤案固然有法律体系本身的问题，但又何尝不与人性之光的沉沦有关呢？没有了良知的制约，作恶者得以从容作恶，并且从作恶中获得好处。作恶者窃据高位，良知从此更无存身之所。

　　为了恢复良知在司法领域的位置，作恶者就必须受到惩处。每一起冤案平反，都应该立即启动对作恶者的行政追究和司法追查，并且将结果昭告天下。司法系统应该打开幽暗的大门，让风吹进去，让阳光照进去，将积弊和污垢清洗出来，否则就无以履行维护公平和分配正义的职责。

　　央视评论特约撰稿人商汉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3个层面理解这种纠错：纠错的前提首先是不能犯错，是如何规范和完善目前大案、要案的审理环节。案件审理，尤其是刑事案件的审理，涉及公民的重大利益、财产、人身甚至是生命。这就要求在证据采集、供认采集和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进行，绝不能以破案率作为唯一的指标。同时，呼格案的再审，意味着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更为重要。刑事案件的纠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的采集更加不容易，舆论的压力也空前之大，甚至很多口供和证据无法获取。但无论难度多大，必须认识到，在再审时不能再犯一丝错误。再审过程将会触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各个环节的利害部门，对于在岗干部触动极大。纠错机制的推行，将考察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力度。纠错之后，我们还需要建立案件审理的惩戒机制。不少案件之所以难以再审，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公检法干部升职提拔，惩戒难度加大，阻碍变多。惩戒机制不仅要独立运作，更要有效保障依法治国的落实。

　　在该案有此结果之前，同样广受关注的两个事件也出现了波澜：念斌案当事人念斌曾两次办理护照，皆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遭拒。出入境管理部门回应称，福建省平潭县公安局已于9月对他重新立案侦查。12月11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就备受关注的淮北市相山区退休检察官孟宪君“举报自己办错案”和高尚挪用资金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而之前有关部门以“泄密”为由对孟宪君进行内部的纪律调查，更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质疑。

　　如蔡方华所说的，呼格案和聂树斌案，是长期受到社会质疑和法学界叩问的典型案例。呼格案的平反，聂树斌案的复查，让整个社会清晰地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坚定脚步。那些试图阻挡这一历史进程的人，只可能被淘汰出局。让含冤者安息，让怨愤者平静，让沉沦者警醒。正义虽然有时迟到，但它从不缺席。（文／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