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论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推动。智慧城市是信息社会城市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是我国城市政府发挥后发优势、进入信息文明前沿阵地的战略机遇。智慧城市概念自提出以后，迅速得到业界和各级政府的响应，围绕智慧城市的各种概念定义和解决方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由于智慧城市概念内涵和外延尚未理清，加之技术思维的狭隘和商业利益的诱导，智慧城市在实践过程中鱼龙混杂，成了各种新技术和新应用随意堆砌的试验场。一些地方政府以“有形之手”将智慧城市规划成为若干庞大的项目群，充满了浓烈的“凯恩斯主义”味道。这种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或社会融资进行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应用项目建设的模式，好比“植树造林”，高价移植来的“智慧之树”种下，却因高昂的维护成本而难以为继，结果“智慧之树”逐渐凋零，留下的只是消耗极大资源却承载极少应用的信息“水泥”。因此，树立正确的智慧城市发展观是我们亟须破解的难题。

　　智慧城市是信息时代下城市经营发展的新思维

　　当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全球城市化。在网络信息时代，世界日趋扁平化，即便是偏远的中小城镇也可以与一线发达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智慧城市关注的不是数字化程度，而是信息繁荣程度，以及信息富有社会与信息贫乏社会问题。正确的智慧城市发展观旨在营造城市信息繁荣，通过产业互联网化推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营造以信息人为核心的信息生态之城，而不是项目围城，也无须大规模投融资和举债建设。智慧城市是信息时代下城市经营的新思维，是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营造宜商宜居、安居乐业的新型信息生态环境。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单元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牵引动力，是地方政府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互联网经济显著特点是高度的“市场性”，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平台已经被推平，使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的竞争环境变得公平，彼此间的机会也都渐渐变得越来越均等。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政府依然直接掌握大量资源，在城市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能感受到政府力量。城市政府需要负面清单思维，约束权力，建立和完善更公平、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给创新留下空间。当今的信息社会，恰当的政府超前引领有助于城市在“群雄竞逐”的“战国时代”快速崛起，形成富有特色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手段，城市政府超前引领重在强调政府中观视野和事前调节，依靠市场机制，辅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营造城市的安全可信赖和信息繁荣环境，使城市在区域竞争中赢得时间差，抓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

　　面向新型城镇的智慧城市理论探索与实践对策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均等、服务业发展滞后等方面。如何摆脱内需不足、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贯彻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我们以新国家战略为指引，以信息生态学为基础，以产业互联网化为手段，理清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作用关系，探索性提出基于面向新型城镇化的智慧城市三层理论框架及相应实践对策。

　　第一层是构筑信息社会的网络基石，包括3G/4G无线覆盖、移动互联网、公共云服务平台等，这些要素主要是由运营商及专业级服务商提供，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引领为辅，营造（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基础环境。以云计算为例，据了解，国内不少城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云计算平台成为标配。过去几年各地政府大兴云计算中心建设，投资动辄四五百亿元，但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云平台，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清晰的盈利前景。相比之下，2014年“双十一”，阿里云聚石塔订单创建能力最高达到每秒钟8万笔，支付宝的支付峰值突破每分钟285万笔，阿里云规模效应开始展现，年内又连续六次降价，对目前生存艰难的地方性云平台带来致命一击。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掌握网络接入层面的资源，也可以将这些数据中心的计算资源打包成云计算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因此，在自由、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时代，世界是平的，地方政府需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维，审视自建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能风险。

　　第二层是营造城市安全可信赖和便捷服务体验的安居环境与公共服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政府主要职能是保护社会安全，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建设和维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随着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各种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突发事件频发的城市，政府能够专心发展经济，一个没有安全信任感的城市，能够形成产业和人才的聚集。城市政府需要突破传统大投入、大平台、低效能的应急平台建设误区，致力于应急体系与应急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城市电子政务窗口作用和服务领导意识大于服务民众意识，相比，新加坡电子政府体现出了公民和企业导向以及以生活周期为基础的整合服务理念，公民通过门户网站，能够无障碍地获取电子服务。我国城市政府应借鉴新加坡电子政府理念和经验，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用户服务，为企业、市民提供单一窗口、一站式、全天候的在线政府服务，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公共服务便捷体验。

　　第三层是以产业互联网化和消费互联网化为抓手，推动城市的信息繁荣，营造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很多三四线城市受到地域限制，信息闭塞，缺乏良好的销售渠道，好的产品出不来，甚至不被了解。产业互联网化可以推动生产、交易、流通和融资更高效，通过产业互联网化让本地化的工业和农业产品走出去，依托第三方电商平台拓宽产品交易市场，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消费者知道这些好的产品，甚至为偏远地区的优质产品提供多样化的销售渠道。而消费互联网化可以推动“衣、食、住、行、用”更方便快捷，针对三四线城市生活服务欠发达的现状，将国内主流的现代信息服务商请进来，与本地服务业对接，围绕商旅人士和本地居民的衣食住行、医疗健康、终身教育、就业工作、沟通交流、休闲娱乐等方面，提供高效安全、便捷舒适、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打造富有特色的现代信息服务业。

　　至美的智慧城市必然是信息时代下的安居乐业之城，也只有繁荣的信息生态和安全便捷体验的生活环境，才能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不断孕育丰富多彩的创业奇迹。我国的城市政府需要把握信息时代机遇，树立正确的智慧城市发展观，勾勒适合本地特点的“智慧城市蓝图”，以新型智慧城市为抓手，破解我国城镇化发展难题，增强城市内生动力、经济力和竞争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作者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信息化与信息技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