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土耳其特派记者 刘畅】克里米亚危机揭开西方与俄罗斯“新冷战”序幕，“伊斯兰国”崛起“将中东恐怖主义带入3.0时代”，马来西亚航班两起事故扑朔迷离，中日外交纷争借元首“握手”有所转圜……回望2014，国际风云变幻，大国皆不易，多方竞争急。从即日起，环球时报陆续推出年终系列报道文章，与读者一起总结，一起回味。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本报记者走近“伊斯兰国”。

　　她的儿子加入了“伊斯兰国”

　　在土耳其的第一个清晨，《环球时报》记者被清真寺宣礼塔上的大喇叭叫醒。抓起床头的电子表，伊斯坦布尔时间凌晨5时，天还昏黑。

　　记者这次来土耳其，是为了“伊斯兰国”——那个风头正劲的极端组织。有明确信息显示，“伊斯兰国”持续在土全境组织招募，且投奔它的“圣战者”几乎都从土耳其入境叙利亚。

　　到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记者乘车从苏丹艾哈迈德区往西北方向去。向导奇切克说，这一带是伊斯坦布尔最保守的城区，不少叙利亚难民暂居此地。半小时后，在巴吉拉尔区，记者见到了中年男子艾哈迈德，他决定和记者谈谈“伊斯兰国”的事。艾哈迈德谨慎地换了几家咖啡馆才坐下来，说话间不停旁顾左右。

　　艾哈迈德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一度对“伊斯兰国”持有好感，后来他从新闻中看到了“伊斯兰国”的残暴和血腥。艾哈迈德说，“伊斯兰国”在偏保守和贫困地区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对社会底层缺乏生活保障和精神寄托的青年尤其有吸引力。“这些孩子有的吸毒，有的有家庭问题，极易被‘伊斯兰国’的激进宣传所鼓动。”这番说法，记者从埃米奈那里得到证实，她23岁的儿子两个月前加入“伊斯兰国”武装。

　　记者的中间人，一名土耳其同行曾帮过埃米奈，很受她信任。但对于见记者，埃米奈仍是几番挣扎，最后一刻才答应下来。见面地点安排在法提区一家老餐馆，离埃米奈的住处很远。

　　埃米奈五十多岁，穿黑色长袍，走路一摇一摆的，是那种上年岁的温和土耳其妇女的样子，不容易记清相貌。她拿出手机给记者看她儿子的近照，照片是对着电脑屏幕上的社交网站“脸谱”页面拍下来的。年轻人黑色卷曲短发，无须，右臂抬起，食指指向天空。记者认得这个手势，代表“伊斯兰国”。

　　埃米奈不让拍照，甚至不告诉记者她儿子的名字。暂且称他穆斯塔法，这是土耳其穆斯林常用的男性名字。

　　“(穆斯塔法)是个好孩子，很有礼貌，总是把快乐分享给身边每一个人……他没有父亲，中学就退学了，有点抑郁……以前他长期服用一些精神药物，上半年接触‘伊斯兰国’后，药不吃了，人又亢奋又忙碌……”埃米奈眼看着穆斯塔法发生变化，“他不再去清真寺做礼拜，因为‘那里的伊玛目都是政府指派，是对真主不忠诚的人’，他还开始回避和大家庭中的女性共处一室。”

　　从那时起，埃米奈就预感终有一天穆斯塔法会离开，但她毫无办法。在餐馆昏暗的角落里，埃米奈在记者面前流下眼泪。她颤抖着手，再次拨打穆斯塔法的手机，关机。过去两个月，她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过去，大多时候关机，偶尔通了却没人接。

　　“伊斯兰国”在170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是个隐晦的存在。这里生活着世俗派精英、保守穆斯林、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库尔德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里多数穆斯林厌恶“伊斯兰国”，但库尔德工人党的左翼组织在城郊杀掉一名“圣战者”后，人们又担忧冲突被带到土耳其境内。

　　伊斯坦布尔大学巴耶塞特校区旁，一间书店售卖“圣战”主题书籍。书店老板认为，人们对恐怖组织定义不同，“如果非要把流血归咎于谁，那应该是无耻的北约和躲在它屁股后面的那群阿拉伯半岛的君主们。”

　　站在飘荡的黑白旗对面

　　记者决定去土耳其南部看看。通过印尼一家智库，《环球时报》记者拿到一些印尼“圣战”分子从土耳其南部进入叙利亚的线索，其中一名加入“伊斯兰国”的印尼籍穆斯林甚至表示可以聊聊。

　　土耳其东南部省份尚勒乌尔法，和叙利亚北部的拉卡省接壤。今年6月“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国”，“首都”就选在拉卡。尚勒乌尔法正南50公里，边境城镇阿克恰卡莱对面的叙利亚边检站，飘荡着“伊斯兰国”黑白双色的旗帜。尚勒乌尔法西南40公里，边境城镇叙吕奇紧靠激战中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密集的枪声近在咫尺。

　　听说记者要去东南部，向导奇切克吓坏了。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说，东南部是禁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里充斥着库尔德抵抗者和土耳其政府军的战火。行前一天，奇切克警告说，“伊斯兰国”正在尚勒乌尔法边境搞自杀式袭击。见机票已定，她又要求记者束起头发，穿深色衣服。“不要相信任何人”，她叮嘱道。

　　飞机在尚勒乌尔法降落。记者乘出租车进城，让人意外的是，城里很平静，街市很热闹。热情的人们见到记者这样稀罕的“远东面孔”，纷纷打招呼：“你从哪里来？”坏消息是，记者约好的向导突然断了联系，想在这里找一个能说英文的人，真不是件易事。日程很紧，记者决定临时雇司机试探性地往边境去，结果在距边城阿克恰卡莱10公里的古村落哈兰，碰到了一个会讲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半吊子英文的人，答应和记者去边境走走。

　　前面提到的那名印尼籍“圣战者”就曾提议和记者在阿克恰卡莱见面。叙利亚内乱之后，土叙边界过去熙熙攘攘的边贸景象早已不在。现在，阿克恰卡莱对面是“伊斯兰国”领地。站在铁丝网前能看到对面的叙利亚小镇塔拉比亚，“圣战”分子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这个小镇。边检站封了，只有边民可以在白天规定的时间出入。记者看到对面被炮弹炸毁的建筑和一面飘扬的“伊斯兰国”黑白旗帜。

　　在阿克恰卡莱城，本地人马尔度指着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建筑说，“伊斯兰国”曾把这里作为安全屋，境外来的“圣战者”在此作短暂停留，然后伺机越界。阿克恰卡莱还有另外一处安全屋，专供女性用。由于土耳其军队控制着边境，马尔度对对面的战事并不担心，“这是叙利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从阿克恰卡莱往西，《环球时报》记者沿土叙边境公路跑了近百公里，沿途几乎无人无车，路边偶有库尔德人的小村庄，看上去非常穷苦。土耳其军队沿途设卡，但只是检查护照。直到记者穿过边境城镇叙吕奇，抵达距科巴尼仅两公里的地方，才被拦了下来。一名土耳其军官说，前两天有人在边界的土耳其一侧被流弹击中身亡，现在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对科巴尼的激烈争夺刚开始时，叙吕奇一度成为全球媒体中心。许多记者就是从叙吕奇这侧的山头，用长焦拍摄科巴尼的爆炸和浓烟。甚至有一处路标指向最佳拍摄点，上面写着“PRESS ONLY”。站在路边，记者用肉眼就能看到科巴尼的城镇。战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记者听到“伊斯兰国”战士和库尔德军对战的枪声。

　　话说回来，那名印尼籍“圣战者”自称安南。在尚勒乌尔法，《环球时报》记者和他始终没找到合适的中间人牵线，彼此缺乏信任。最终通过网络，安南讲述了他加入“伊斯兰国”的经历。

　　“圣战者”安南的故事

　　安南在网络对话中说，一名叫穆巴洛克的印尼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是他的引路人。穆巴洛克去年携妻儿加入“伊斯兰国”武装。凭借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在“伊斯兰国”严密的军事等级体系内不断晋升，同时负责开展对印尼穆斯林的“圣战”动员和招募。

　　安南曾在穆巴洛克指示下，在印尼本土做“圣战”宣传。今年6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的开疆辟土和“哈里发国”的最终建立，让安南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奔赴叙利亚。安南执著于全球穆斯林属于同一个“哈里发国”的理念，他认为“伊斯兰国”比包括“基地”在内的任何伊斯兰组织都更有能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7月下旬，安南终于拿到一封来自“伊斯兰国”高级将领的推荐信。他同时接到指令，8月10日前抵达土叙边界。安南把全部积蓄的一大半换成了去土耳其的机票。出发那天，他特意穿了T恤和牛仔裤，这样就不会有人一眼看出他是一名极端保守的穆斯林。

　　安南从马来西亚出境，在卡塔尔中转，换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飞伊斯坦布尔，然后转乘土耳其航班到尚勒乌尔法，接着打车到阿克恰卡莱。这时安南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阿克恰卡莱的接头人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一家旅馆，此后全部交通食宿由“伊斯兰国”负责，还能领到每日补助。安南还见到了另外20名境外来的“圣战者”，包括1名英国人、2名比利时人和2名澳大利亚人。

　　第一次深夜越界，安南他们被土耳其边防军发现，短暂拘留后释放，回到旅馆等待机会。第二次，他们沿着小路往东，到了一处更靠近对面叙利亚城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要摸黑翻过被绞断的铁丝网，狂奔数百米，抵达安全地带。这次成功了，安南在叙利亚边境小镇塔拉比亚见到了前来接应的人，对方看了推荐信，让他上了一辆卡车。

　　“伊斯兰国”给了安南两个选择，一是进入训练营成为“哈里发国”的一名战士，二是加入自杀式袭击后备队，随时准备殉道。安南选择了前者。在训练营，他见到更多西方“圣战者”，有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他听说“伊斯兰国”一名高级作战将领是改变信仰的前驻阿美军士兵；他听到埃及和叙利亚“圣战者”说家人如何让他们不要回去，直至战死。

　　在“哈里发国首都”拉卡，安南看到过叙政府军士兵的头颅被挑在铁栅栏的尖头上，看到过杀人嫌犯被黑布蒙住双眼绑在十字架上示众，看到过瘾君子被执行枪决。安南认为，让“哈里发国”子民重新习惯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生活需要一个过程。

　　两个月训练结束，安南马上要被派驻“伊斯兰国”在拉卡西北的一个军事单位。他已经拿到了武器和制服，投入作战后，还会领取工资和分配住房。安南说，“伊斯兰国”下一步拓展目标是伊拉克全境和伊朗，等到印尼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也建起“哈里发国”，穆斯林的世界将连成一体。

　　土耳其，身处风暴眼中

　　《环球时报》记者看了一段“伊斯兰国”内部的视频，里面的圣战者都处于极度偏激亢奋的状态。沙漠中，蒙面持枪者炫耀打通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拉卡的清真寺里，穆斯林聚集起来的周五礼拜变成“圣战”誓师大会，持枪者高唱着原创歌曲，歌词大意是：“我们把美国分裂成两半，我们阻吓了整个欧洲，我们重新踏上‘哈里发国’的征途”。“伊斯兰国”有很多孩子，有些是被洗脑的少年，有些是随亲人加入“伊斯兰国”的根本难明事理的小孩。

　　记者在中东结交的穆斯林朋友，总喜欢用诸如“和平”“爱”“美”“真主与你同在”这样的词汇。而在“伊斯兰国”，“圣战者”挂在口头的是“异教徒”“叛教者”“效忠”和“杀死”。“哈里发”巴格达迪的追随者都能流利背诵各种表明忠心的词句。

　　“伊斯兰国”6月横扫伊拉克时，绑架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馆的49名外交官。9月前后，土耳其释放多名在押“伊斯兰国”重要人物及家属，才换回人质。“伊斯兰国”里的土耳其籍“圣战者”曾多次公开威胁称，土政府若敢对抗“伊斯兰国”，“哈里发”战士就去解放伊斯坦布尔。还有人宣称若土叙边界被封锁，“伊斯兰国”能第一时间把土耳其的社会和经济搅乱。

　　所以，当安卡拉的政治系学生阿兹朗拍着桌子骂政府竟不敢和“伊斯兰国”势不两立时，土耳其的难处倒不难理解。作为地缘上“伊斯兰国”唯一的“邻国”，土耳其暴露于威胁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北约国家，当然另一方面，它的利益算计也复杂于其他国家。不知这对刚从总理成功换位总统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来说，这难题是否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