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迟从2009年次贷危机高峰时期起，力推东亚财金合作以求反危机的思路就开始在中国政府内部流行，基础设施建设又成为决策层选择的突破口。从2011年成立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以推动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向东盟追加100亿美元信贷（包括4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出资完成老挝和缅甸等国境内道路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到2014年9月首次中俄蒙元首会晤时提出中俄蒙经济走廊，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列为中俄蒙走廊建设首要内容，到10月、11月接连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再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列为重点议题并公告通过……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洪波涌起。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在正式文件中采用“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提法，作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官方若采用“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提法也很不得体，但在民间，在计划推进初期，为迅速提高知名度和方便外界理解，既然“马歇尔计划”这个俗称可以与其官方名称“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Program，ERP）相得益彰，“中国马歇尔计划”的称呼也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过渡工具。基于这一点，本文采用了这一提法。

　　“二马”相较多仿佛

　　“中国马歇尔计划”与“马歇尔计划”都是发起方、接受方互利的计划，接受方从中受益巨大，自不待言，发起方同样迫切需要海外市场以确保自己的经济稳定，双方同样期望、也都有能力通过稳定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来稳定自己的对外经贸，进而稳定自己的宏观经济全局。

　　“马歇尔计划”得名于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真正主持策划、制定该项计划的则是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国务院对战后经济政策的主导思路就已经是扩大出口以创造充分就业。1944年，尚未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克莱顿在妇女全国民主俱乐部发表演讲支持罗斯福连任总统，其中就讲道：“在过去三四年我们的工业企业大大膨胀了。我们能够希望保持5500万到5600万人民就业的唯一途径是使用这个膨胀了的工业生产能力。要做这件事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生产出比国内人口可能消费的要多出许多的物品。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令人满意的就业状况，外国市场对于我们的过剩生产是绝对必要的。”

　　1945年，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克莱顿在电台演讲中指出：“现在我们每年出口的商品价值已超过140亿美元。我们在战后经不起让我们的贸易额降到大萧条中1932年20亿～30亿美元的低水平。我们的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我们要想有一个相当高的就业水平和1500亿美元左右的国民收入，大概一年必须卖给外国价值100亿美元的商品。换句话说，假定我们要使工业设备能力充分发挥，我们就必须使出口相当于战前的三倍。”

　　西欧是当时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最发达地区和最大市场，但在二战中受损严重，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加速西欧经济重建，就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最优选择。

　　与当年的美国一样，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今天的中国也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通过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来为自身膨胀了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寻找出路，要么是坐吃山空自废武功。显然，后一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无论近年流行的观念如何抨击中国经济对外需依赖性过高，我们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也只能是“价值形态的适度外贸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贸依存度”组合，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一点。如果说一二十年前的中国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承受国际市场的波动，那么，今日之中国已经有能力通过稳定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来稳定自己的对外经贸，进而稳定自己的宏观经济全局。

　　正值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联储明年加息基本定局之际，新兴市场完全有可能重蹈1980年代全球性债务危机之覆辙，他们尤其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强有力工具启动有效需求，进而“稳增长”，并建立、巩固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面对他们实施这一策略所要遭遇的资本缺口、技术和组织能力不足等问题掣肘，中国就是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好合作伙伴，中国合作伙伴可望以最佳性价比为其提供融资、设计规划、设备、材料、建设、人力一揽子解决方案，解救其稳定宏观经济燃眉之急，夯实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

　　第二点相同之处在于，今日之中国和力推“马歇尔计划”时的美国都希望通过相关方略改善自己在海外市场上的商业环境，硬件自不待言，软件即使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为此，当年的美国和今日之中国都选择了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早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就摒弃了对1929～1933年大危机产生毁灭性破坏力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及其思想。鉴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全球性关税战、导致1932年世界贸易仅及1929年1/3水平的惨痛教训，罗斯福政府决策层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与长期存在的经济孤立主义决裂，美国需要一个对发展本国经济有利的健康的国际环境，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美国应当为建设一个国际贸易自由流通的体系而承担责任。为此，罗斯福政府将“建设一个世界贸易的多边体系”（或曰“多边主义”）作为自己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到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前夕，美国已经谈判成功20多项互惠贸易协定；在二战期间，通过《租借法案》物资供应的吸引，美国推动英国等国签署互助协定，承诺对美国取消贸易歧视。在二战之后，借助“马歇尔计划”工具，美国政府克服国会阻扰，推动建立了关贸总协定，并促使西欧各受援国加快了贸易自由化和欧洲经济合作。

　　今天的“中国马歇尔计划”同样与各类双边、区域、多边自贸协定联系在一起：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及其升级联系在一起；今年密集出台的中俄蒙经济走廊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与中俄蒙之间贸易协定、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的进展、亚太自贸区构想的推进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世贸组织《巴厘一揽子协议》生效实施。鉴于在此前的10年初级产品牛市中，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民粹主义上升，制定实施了许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规章，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客商、给他们自己的经贸发展制造了众多人为障碍，推进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对“中国马歇尔计划”得失成败极为关键。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对软件和人员交往的强调中，这一点就体现得非常突出。

　　软件、人员交往和硬件一起构成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的三大支柱。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软件联通不仅是要通过电子商务等技术手段促进解决贸易便利化、交通及物流便利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更是要通过结构和规制改革消除经贸发展的体制障碍，最终在亚太培育透明、可靠、公平竞争和运作良好的市场。“亚太经合组织商业便利化多年期项目”为各经济体开展因地制宜能力建设提供便利，其目标是将运营成本、速度、难度等商业便利化指标改善25%。这一目标若能实现，对亚太区域内各经济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可想而知。

　　就整体而言，亚太区域本身绝非资本积累不足的地方，相反，东亚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区域，为全球经济扮演了“现金牛”角色。但亚太资本积累区域分布高度不平衡，即使在高储蓄率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障碍妨碍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投资。《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提出“将重点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公私伙伴合作关系及其他渠道加强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基础设施融资”，着眼于促进消除这类跨境实体经济投资和国内储蓄动员的壁垒，实为对症下药。

　　“二马”相异逐个数

　　无论是原则层次，还是具体操作层次，中国这一轮对外基建投资潮与“马歇尔计划”的不同之处一样相当明显。

　　首先，中国并不具备二战之后初期美国的压倒性优势，这一点决定了“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政治经济目标也是相对有限的。

　　二战之后初期，美国单独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出的53.4%（1948年）、出口贸易的32.4%（1947年）、黄金外汇储备的74.5%（1948年），均高居全球第一。就连原料生产美国也占压倒优势。1937～1946年，在资本主义世界23种主要矿产原料的总开采量中，美国资本占比从54.9%上升到66.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已经超越伦敦，跃居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凭借这样的优势，美国控制了大半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事务主导权，规划、搭建了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基本框架。显然今天的中国尚不具备这般压倒性优势，也不会追求如同彼时美国的霸权。

　　其次，“马歇尔计划”与全球性冷战紧密联系在一起，“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实际主导者之一乔治·凯南以其8000字长电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共同开启了冷战，结果是导致了形成斯大林所说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格局。今天的中国虽然力推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但显然并不追求二战前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更不用说重蹈“两个平行世界市场”和冷战覆辙。相反，中国非常清楚只有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才能满足自己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因此，中国不断强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强调自己参与、发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系兼容互补，“一带一路”规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也超出了亚太自贸区的范畴。即使对设计者意图排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对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唱对台戏的二十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构想，中国也表示了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态度。

　　与上述两点相应，加之中国文化和外交传统，中国推进海外基建投资计划的风格显然远远不如山姆大叔二战后初期实施“马歇尔计划”和搭建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框架时那般霸气。

　　当时，美国从章程上就确定了由华盛顿包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并达成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金融组织首脑由美、欧分别把持的不成文惯例。《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十三条第1节明文规定：“基金总部应设于持有最大基金份额的会员国境内”，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设立在美国，世界银行同样如此。当初在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选址问题时，以凯恩斯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曾经坚决要求，为了避免有关政府频繁干预和政治的不当影响，同时为了便利世界银行在公开市场融资补充其财源，应当将世界银行设在诸如纽约之类远离政治中心的经济中心，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否决。凯恩斯的弟子、著名经济学家哈罗德在其《凯恩斯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团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定址美国，但最终还是美国的主张得到了通过，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要挟其他国家：“要使基金组织获得成功的话，诸位同仁在这个问题上将非作出让步不可，这一点大家是心中有数的。”

　　相比之下，“中国马歇尔计划”没有把中国财政作为单一执行机构，而是推动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一个区域性开发机构作为主要实施者之一，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内部也没有追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内部那样鲜明无疑的控制力。

　　在具体操作方面，“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财政援助，计划实施初期接受国用以进口的也多为急需的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中国马歇尔计划”则是商业性的贸易投资项目，目标不是满足东道国当下的消费需求，而是指向生产性投资。尽管官方资金大规模地参与“中国马歇尔计划”，但这主要是作为商业化运作投资机构的资本金，或是在某些具体项目中作为公共财政贴息资金，提供大部分融资的还是商业性金融机构。

　　同时，“马歇尔计划”面向的是西欧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社会基础雄厚，实施效果也非常好。相反，“中国马歇尔计划”面向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普遍薄弱，社会秩序存在大面积的紊乱，因此，这一计划面临的商业性、政治性风险非“马歇尔计划”可比。只有冷静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推动、激励东道国有效改善营商环境，合理布局，才能将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坏账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才能保证“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事实上，面向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虽然成功，美国其后推出的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发展计划却远远谈不上成功，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探究借鉴。

　　最突出的一点是，“马歇尔计划”面向的西欧国家全部是美国盟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全部被排除在外；而“中国马歇尔计划”面向的一些国家中存在相当强大的敌视中国势力，他们有的企图给中国经贸项目捣乱，有的企图从中国投资潮中渔利，增强自己对抗中国的实力，就是在我国国内，也不排除常思风尘之变的豺狼之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避免初衷良好的对外经贸发展计划沦为资敌，是我们必须正视、解决的严峻问题。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