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凯蒂在中国红了。凭借受到知识界热捧、同时引起自由派和保守派论争的《21世纪资本论》，这位年轻法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很高知名度。日前，托马斯·皮凯蒂对中国做了一次旋风式学术旅行，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所著名高校进行演讲和交流，使《经济参考报》记者有机会与这位法国总统经济顾问近距离接触。

　　重新分配财富

　　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困扰着中国，“这个问题在东方和西方都是存在的，在西欧、在美国，社会前10%的人掌握了大概60%左右的资产，这是2000年的数据。2014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0%到75%。”

　　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对富豪以外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有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皮凯蒂在书中为解决财富分配不均开出了药方，即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扣掉负债以后的资产扣累进税，累进最高的程度可以扣到80%，越富征税越多。他认为，对富人征收“重税”重新分配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平等。

　　“在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这种做法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的增长，而且美国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现在。”皮凯蒂认为，这组历史数据足可以证明，对富人征收重税，可以对经济无损。

　　作为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的经济顾问，皮凯蒂的解决思路早已在总统执政纲领中体现。2013年，奥朗德宣布开征“富人税”，即对高收入人群实施高达75%的累进税率。这一法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法国首富、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老板贝尔纳德·阿尔诺移居比利时和法国著名影星、“大鼻子情圣”——杰拉尔·德帕迪约移民俄罗斯为代表的富翁移民潮。

　　皮凯蒂指出，教育是降低不平等性最有用的方式，这一点在各国是相同的。“一些国家能追赶上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我们要在国家内部降低不平等性，就要有非常强大的包容性的教育机制，使大家有机会获得正确的技能。”

　　累进税制三重作用

　　21世纪被认为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领域一支重要力量。皮凯蒂承认，因为数据不足等原因对中国的问题谈得不多。不过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速度，但不能忽视贫富不均问题的存在，而且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

　　皮凯蒂说，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使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以及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我想在此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谈谈累进税制。”

　　皮凯蒂认为，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里起着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社会经济发展有赖于此。“在扫除文盲和全民义务教育方面，中国比别的国家做得好。而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解决阶层分化以及富家子弟与寒门学子间日益扩大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现实问题，需要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往大里说，中国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设。”

　　其次，累进税制还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

　　累进税制的最后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除了筹资和再分配的作用，税收还可用以区分各种法定类别和统计类别，让社会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依照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采取相应的政策。

　　皮凯蒂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累进税制，从某些方面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但存在一个很大不同点：制度不太透明。

　　“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我认为也可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而且公布相应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数量的停滞——特别是目前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会使过去累积的资产在税收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在一个每对夫妇生十个孩子的社会中，不要对遗产抱太大希望。反过来，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继承两边的财产。因此，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

　　皮凯蒂认为，出于同样考虑，或许中国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这样的税制会增强资本分配的公共透明度。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

　　“资本论”情结

　　对《21世纪资本论》，中国读者很容易将之与另一本书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者为什么如此冠名、这本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什么联系？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解到什么程度？皮凯蒂做了解答。

　　“我要说，我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用很长时间读过《资本论》，《资本论》更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对未来做出各种估测，它的背景是工业革命的欧洲。1860年左右，英法等国的工资停滞不前，企业利润增长越来越快，马克思的出发点很重要，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我不是很赞同马克思《资本论》中因资本收入率下降，‘资产阶级最终会自掘坟墓’的理论。而且，马克思也没有对废除私人财产以后的结果和废除以后怎么办给出论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根本性区别：第一，皮凯蒂与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的态度完全不同。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也给人提供最基本的自由。马克思理论则认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人类抛弃。马克思从商品、劳动、价值规律开始，从最基础的单元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皮凯蒂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次分配的观点不同。皮凯蒂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尽管会带来不平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合理的，所以社会的初次分配也是合理并受法律保护的。消除贫富悬殊和不平等，要靠第二次分配的税收来解决。而马克思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次分配就有严重问题。资本家在分配上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所以，要消除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现象，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