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梅新育

　　[背景]从11月17日正式开通至今，“沪港通”十日来运行总体平稳，投资者表现理性，市场分析人士多对此表示欣慰。

　　沪港通对于内地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制度完善，两地市场活跃度的提升，投资者投资选择的更趋多元化等带来的诸多意义已不必赘述。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市场的投资风险却是更应该被时刻提及和强调的。

　　“沪港通”自从4月份宣布以来就引起了许多市场参与者的无尽遐想：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这条渠道大规模进入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境内投资者能够由此光明正大投资港股，希望由此北上的资金进一步抬高A股行情，沪港通或许还有助于推动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指数（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缩写“MSCI”）加速纳入A股，进而推动国际资本涌入A股市场，再度推高A股行情……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沪港通”的参与者们同样不要“记吃不记打”，为数众多的内地散户股民尤其需要牢记。

　　内地投资者对港股的需求早已客观存在，且规模巨大；只是在原来的严格资本管制条件下，加之许多资金“色彩”可疑，因此不得不采取变相方式流动。

　　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开始出现了大量游离于政府监测之外的变相资本流动，我国企业和居民实际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额远远超过官方统计数据，19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提速，这一点在作为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第一目的地的香港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香港交易所《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Cash Market Transaction Survey）系列报告中，1995~1996年度之前，由于规模微不足道，大陆投资者的交易量尚未单独分类统计；在1996年《会员交易研究调查》中，内地投资者首次单独分类统计，其交易量仅占当年香港股市外部投资者代理交易（agency trading）量的0.6%。此后，这项比例虽然有所起伏，但总体上趋向提高：1996~1997年度为4.20%，1997~1998年度为2.35%，1998~1999年度为0.93%，1999~2000年度为1.70%，2000~2001年度为3.06%，2001~2002年度为4.13%，2002~2003年度为7.50%，2003~2004年度为6.65%，2004~2005年度为5.41%，2005~2006年度为5.44%，……

　　香港股市如此，在国外市场，中国内地居民参与的规模也不算太小，中国居民大手笔投资纽约、纳斯达克等股市早非新闻。原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瑞斯顿曾经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外汇管制措施，在巴西和阿根廷长大的人都能找到规避办法。”如果他能对中国企业变相资本流动的招数领略一二，多半就不会那样“推崇”当年巴西人和阿根廷人的“本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开通沪港通有助于改进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透明度，进而为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创造更好条件。但这给境内投资者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可以光明正大投资港股和国外股市的机会，还有对灰色、黑色资本流动更加严密的监管，那些灰色和黑色资金的所有者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2004年3月，时任广东省鹤山市委书记张汝韶之妻胡兆秀在香港起诉港商叶汉辉盗取她存款476万港元，引起香港媒体和大陆民间广泛关注；根据胡兆秀自己在香港法庭上的陈辞，她本人曾亲自从内地携带200万元至香港存入银行，就是一个变相资本流动的典型案例。这个事发后当时就被处置的官员及其“坑夫”老婆往香港带钱是为了买港股，在沪港通的条件下，正路门户大开，监管者相应能有更多精力去盯住走暗路的资金了。

　　不仅如此，港股粉们普遍推崇香港证券市场与国际主流证券市场高度接轨，高度开放，实施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交易规则，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更大，……但他们也要明白一点，这些带来的相应结果是香港股市的波动往往比内地股市更大，他们要承担的商业性风险也就更大一些。

　　内地散户投资者不必抱怨给沪港通定下的50万元门槛，因为这是对散户投资者的爱护。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其它条件相同，跨境投资风险必然大于境内投资，而高净值投资者承受风险的能力大于小散户；A股市场发展前期和房地产等其它资产市场上，散户投资者在内地往往可以采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负盈不负亏，在香港股市上就没有这般“好事”了。

　　从初期的市场态势来看，沪港通的额度使用不太充分，市场反应平稳，甚至平淡。但在更长时间跨度上看，沪港通很可能加剧境内A股市场的波动。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数新兴市场，优势外资机构投资者进入往往会加剧东道国市场的波动性，中国金融市场也不会例外。

　　由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之举已经在众多新兴市场引起了大幅度经济金融震荡，预计明年新兴市场震荡压力甚大，某些新兴市场完全有可能爆发严重货币金融危机。这样的危机一旦爆发，必然通过各种危机传染机制冲击境内市场，届时沪港通渠道的资本流动方向完全可能逆转，沪港通本身也成为危机传染的一条渠道。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作者：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