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学弟子

　　作为“考证派”红学家，胡适不仅考证过曹雪芹的家世，还考证过《红楼梦》的版本，尤其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考证，于我们阅读和理解这部小说经典有着很重要的启发作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是推翻旧红学、提倡新红学的佐证。在他的考证方法影响下，其弟子俞平伯凭借《红楼梦辨》，周汝昌凭借《红楼梦新证》，都在新红学领域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影响甚至不亚于他们的老师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都是沿着胡适奠基的新红学路子，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开拓与创新，这才有了他们日后的地位。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胡适对这两位弟子的成就，既有赞誉，也深感欣慰。

　　20世纪50年代初，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铺天盖地，仅编印成书的就足有八大本之多。此时，胡适的心态非常人可比，他非但不气恼，反倒像寻找猎物一样寻找批判他的文章。他读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后，带着“理解之同情”的口吻说道：“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

　　果然，胡适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1955年，紧随批胡风之后，批判俞平伯的风潮马上掀起来了。他因为继承胡适“新红学”研究最为纯正，所以，他受到的批判也就相应地更加严厉。对俞平伯的批判持续了几十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还因为此事抬不起头来，这足以成为俞平伯一生之憾事。然而，俞平伯作为著名“红学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愈加得到巩固。

　　俞平伯作为一代学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1900年1月8日，俞平伯生于苏州名门望族，他的祖籍是浙江德清，但据其曾祖父、清末大学者俞樾考证，他们的一支俞姓最初乃是从安徽徽州迁徙而来。俞樾从小聪慧过人，17岁乡试得中副榜，道光二十八年又中乡试正榜，被人称为文曲星下凡，隔年则被赐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得咸丰皇帝召见，不久即为翰林院编修。咸丰八年，皇恩浩荡，他被派往河南任学政。不想当年主持“岁试”时出题不慎，被人参了一本，因此倒霉。虽有诸多朝臣求情，免了他的牢狱之苦，但还是被罢官，贬回原籍，永不叙用，时年38岁。但是俞樾日后的经历证明，他从仕途退隐乃是“塞翁失马”之事，世上少了一个官僚，却多了一位大学者。

　　同治四年，当年乡榜同年的李鸿章为关照赋闲在家的俞樾，请他主讲苏州的紫阳书院，从俞樾本人的角度考虑，他也想终老苏州，所以在苏州建了有30余间房的大宅院，名为曲园，授徒著述，号称“曲园老人”。同治七年，俞樾出任杭州诂经精舍（相当于书院）的山长，每日面对妩媚的西湖，惬意异常。同治八年，入主杭州书局。当时，官任浙江巡抚的李翰章，因平日里常听胞弟李鸿章谈及俞樾的学品和人品，遂与其交往密切。不久，接受其由杭州书局、江宁书局和苏州书局分刻二十四史的建议，多方斡旋，最后三家书局和武昌书局一道，共同雕版、印行了二十四史，在儒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日，这位海内大儒到杭州诂经精舍授课，巧遇湘军宿将、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彭玉麟身经百战，却温文尔雅，喜欢舞文弄墨，二人相谈甚欢，后来彭玉麟上疏坚辞两江总督，在西湖三潭印月旁的小岛上筑庵，经常和俞樾寄情于山水之间，成为至交，并引出后来的通家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