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已有二十余年。起于芬兰经济研究所，辗转于欧洲央行，考察过非洲，后来回归祖国，一直专注观察巨变中的中国经济。印象最深的一点便是：十几年前，我们的美好愿景是，中国只要能稳定增长十年，就真的不得了；十几年后再看，的确惊喜连连，很多成就自己都始料未及。

　　然而到今天，中国经济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许多矛盾集中在一起，什么决定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稳定增长？这是个让我无法停止思考的问题，也或许是你的疑惑。中国的独特潜力，来自其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提升，来自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决心，来自城镇化和户籍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来自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应运而生的金融服务业，也来自与各国互动中积累出的宏观视野。改革，将会是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重要话题。

　　尽管多年来，我有很多时间身处国外，但目光从未离开过中国经济。从海外向国内远眺审视，再身处国内近距离观察，每一次转换都给我带来新的角度。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也算是对中国经济这20年来发展的回顾，让人感慨颇多。

　　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作为一个非常重视中国、又兼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国家，是我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习后继续深造的首选。作为那时并不常见的中国留学生，我毕业后，进入芬兰经济研究所，做中国经济研究，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这为我之后的职业划定了一条路线，专情于钻研中国经济。

　　我在芬兰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之一便是在芬兰总理访华前给他们培训，向议员、议长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尚无今日之地位，然而这个北欧小国，已经展开了对东方市场的开拓。以诺基亚为代表的一批芬兰制造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显现出惊人的前瞻性。那时整个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中基本没有华人，而芬兰政府在1998年时就已邀请我加入其中央银行，专攻中国和亚洲经济。

　　在芬兰央行，我接触到很多芬兰工业和经济决策界人士，但毕竟仅仅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有其自身的着重点和局限性。幸运的是，在2000年时，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与欧洲的经济学家一道，从欧洲这个经济体的视角深入审视中国。

　　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景很明朗，但国内仍有一些声音，因担心入世对汽车业、金融业和农业造成冲击而表示反对。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邀请一些来自欧洲各国了解中国经济的专家，帮助其进行加入WTO的评估。我应邀来到巴黎，在这个OECD当时最大的项目中，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国入世的挑战》。

　　在这个项目里，我负责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牵涉到资本管制开放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十几年后的今天，人民币国际化依然是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早在21世纪初，国际上就已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也是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加快步伐踏上世界舞台，让所有人的目光从世界各地，聚焦于这个初出茅庐的东方经济体。

　　这段时间，我有幸回到北京三个月，于2000年年底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做访问学者。那时的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教授给了我大量良机，跟国内央行的经济学家交流。祖国经济对我的吸引力，也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其他经济学家交流的增多，而越发强烈。

　　在芬兰央行设立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部门五年后，也就是2003年，欧洲央行才第一次招募专研亚洲的经济学家，而我借此机会，在法兰克福停留了三年。这个岗位，是当时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特别要求设立的，那时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全球大幅提升。

　　欧洲央行的工作让我开始大量接触全球央行人士，比如美联储、日本央行、英格兰央行、法国央行、德国央行，当然还有中国央行的同僚。这么多国家的央行人士聚首，自然如“武林大会”，高手过招，探讨各种问题。然而有一点不变的是，每一次关于中国的讨论都是最热门的话题，每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都最受重视，每一点中国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最激烈的争辩。从这时起，没有任何全球问题可以离开中国，世界各地已充满了中国的印记。

　　我在2004年和欧洲央行的同事们一起访问中国，车驰骋在上海外滩，他们看着陆家嘴无数拔地而起的在建高楼，不断啧啧称奇，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感叹，中国的泡沫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回头观望，十年前陆家嘴的房价刚刚过1万元关口，中国发展才刚刚开始。我的外国的同事们，因为没有在中国的经历，自己的国家也缺少这样明显的经济大腾飞，忽视了背后强大的地产市场需求，才会在看中国时，觉得都是经济泡沫。如果单单从西方角度看，对中国国情不加以细致分析，研究总是隔着一层纱，确实是很难理解和想象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会有人抱怨“看空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在我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交流中，有更多机会了解他们的立足点，所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悲观的观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其实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突破桎梏。毕竟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让西方一次次刷新他们对中国的既有看法。

　　离开欧洲央行后，我曾去华盛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了一段时间，负责国际收支困难国家的贷款工作。虽然我一直钻研中国经济，但因为会讲法语和德语，而西非的国家大部分使用法语，所以机缘巧合被安排去非洲部工作，毕竟非洲最需要IMF的贷款救急。即便对西非国家的贫穷早有预期，但我几次去刚果、布基纳法索出差时，那种冲击仍让人毕生难忘。在那里，一下飞机，离开首都不远之处，便已满目稻草房，用“赤贫”形容这些国家绝不为过。当时中国的欣欣向荣和西非的满目疮痍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时候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真的很幸运，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中国经济毕竟是我的专长，也是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所以我决定回到自己关注之处。2007年我来到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香港分支，在这个背靠内地、放眼全球的地方，再跳回框架里，研究我们自己，也研究海外经济。中金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设立全球研究部门的投行，开风气之先。因为此前的国内经济研究往往囿于一国一地，中国一直在铆起劲来做建设、吸引外商投资，自身经济发展自成体系，对海外政策往往漠不关心。但2008年次贷危机的大浪突袭，让从政府到基金经理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研究海外经济的重要性。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如今国内基金经理对宏观经济求知若渴。每次在国内的路演，一个房间里会涌入十几位基金经理，希望在国外寻找新的机会。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也渐渐从20年前单纯的投资之处，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从芬兰到欧洲、美国，再回到香港地区，我有幸在世界各处见证了中国经济腾飞，以及国际地位的大幅上扬。经历了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机构，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模式，依然奇迹般地突破了外国研究者从西方角度出发的限制。事实上，从中国的角度考虑经济，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国有着高效而强势、积极动用宏观手段介入经济发展的政府，研究中国之时必须要考虑政府的行为模式。中国政府的思路，更有着自己的机构和安排程序，与传统海外的政策制定思路尚有较大区别。中国现在处于非常重要的转型期，也确实面对着极大挑战，但同时，潜力仍然深不可测。和国际相比，中国虽然前路崎岖，但依然在上升期，机会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