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宁波日报》刊载了两条新闻，一条是：一场涵盖小品、越剧、姚剧、绍剧等的文艺演出在慈溪横河文化广场进行，根据现实法制故事创作的《远离六合彩》、《酒后不驾车》、《拆迁进行曲》等节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一条是：儿子需要重新接受就学资格查验，糊涂母亲高玲竟然用私刻公章的办法造假，结果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两条新闻看似不搭介，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高玲曾经观看过一场这样的文化演出，而且其中正好有一个类似“伪造印章搞不得”的节目，她还会糊里糊涂地走上犯罪道路吗？

　　高玲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必定会反思。但笔者以为，应当反思的绝不只是高玲，还应当有我们的普法工作者。也许有人会说，法律不是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嘛，你高玲不看、不学、不懂，最后以身试法是罪有应得。然而，法律不应当只写在纸上、雕在大理石上、刻在铜表上，更应该铭刻在人们心中。

　　我们在普法工作上没少下功夫，然而却还是没有达到这种“铭刻于心”的效应。原因就在于，普法工作一直是以组织化、全民化、日常化的运动方式，将传播法律的使命窄化为“法条”的全民普及，有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法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人们需要，自然会如饥似渴地学那些条条框框。事实证明，这只是普法工作者的一厢情愿。更多人会被诸如“锋菲复合”的花边新闻所吸引，而不会关注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哪些内容。我们不能苛责民众的喜好，因为法律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精英文化”，而“大众文化”更符合人们世俗化和娱乐化的需求。

　　如何才能让普法更加“深入人心”呢？慈溪横河文化广场上的“普法”与“文化”混搭，可谓找到了突破口。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一些“名案”中找到两者的联系：鲜有人知道宋朝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很多人知道“铡美案”，知道秉公执法的包拯。

　　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也是借助于文化才得以广泛传播。美国一些影视剧中的一句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最初，这一规则也曾受到美国学界的广泛质疑，正因为影视作品的宣传，使其深入美国民众观念之中，才无法更改地成为美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把一种价值观、态度、信念固化到人们心中。

　　旁听法庭审理案件，应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接受普法的过程。但是真正参加过旁听的人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法庭审理绝非影视剧中那样跌宕起伏，观感十足，而是大部分时间被冗长繁杂、索然无味的证据罗列所占据。“最有用的”并不一定是大家“最喜欢的”。

　　从公众“最喜欢的”角度入手，才能达到“最有效的”普法效果。我们应当摒弃法律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放下“高大上”的普法方式，突破法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重视大众文化的传播力量，把普法工作通过大众文化深入百姓生活。因为，舞台上演员们活灵活现的表演，也许比普法人员正襟危坐地“讲经说法”更有效、更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