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媒体报道：因为在任时铁腕治污，大搞环境整治，在农村和城市推进“全民扫垃圾”和“全民洗城”，河北省邢台市原书记王爱民曾被称为“治污书记”。然而，王爱民落马后，“全民洗城”戛然而止，治污运动就此结束，曾被关停的污染企业又开始生产。

　　数月之前还是“重大决策”，干部落马后立即偃旗息鼓，这不禁让人沉思：应该如何看待落马干部的任内决策，重大决策又该如何产生才能避免“干部落马决策下马”？

　　落马干部的任内决策应该一分为二看，好的继续落实，坏的立即改正。客观辩证对待落马干部的任内决策，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实际上，一些干部落马后，曾有的决策不管好坏，常常都被终结，造成很大的损失和浪费。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重大决策的个人化色彩有余而法治化程度不足，或者说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由于没有法治的护航，决策一方面容易个人化、情绪化、随意化，也就是所谓的拍脑袋决策，另一方面也不容易建立起政策权威和制度刚性，也就是所谓的一任领导一任蓝图。如果决策的全过程都能脱离人治而实现法治，那么，即便出现干部落马的情况，其任内决策的结局也大不一样。下转5版

　　上接1版 拿“治污书记”来说，推进铁腕治污肯定是得民心的，如果决策时能够脱离人治实现法治，听听百姓意见，征求专家看法，搞一下合法性审查，那么“全民扫垃圾”“全民洗城”这种运动式治污就不可能出现，代之而行的就可能是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治污策略。而假如治污的战略和措施是一届领导班子共同做出的，那么，即便一两个干部因为种种原因落马离任，决策还是能够照常执行，不会出现“干部落马决策下马”的情况。

　　遗憾的是，一些干部在推进决策时，往往没有这种意识。在他们看来，当了领导，那就应该一言九鼎，把征求意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视为羁绊和累赘，把一个人说了算视为“有魄力”“有面子”。殊不知，在决策中履行征求意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是对个人的约束，也是对个人、对决策的有力呵护。

　　不久前，全国政协常委赖明写了一篇《官员说话不宜称“我的”》的文章，认为一些干部说话动辄“我的人口”多少、“我的GDP”多少、“我的财政收入”多少，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膨胀和居功意识。由此想到，在决策中，干部同样要多些集体意识，少些“我的”意识。一旦“我的”这种意识多了，干部的个人主义就会强化，集体领导的意识就会淡化，本来应该是大家共同做出来的决策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拍脑袋决策，因而也容易成为短命的决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其用意，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