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辉:新一轮深层改革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
- 发布时间:2014-10-26 19:10:42 来源:中国网财经 责任编辑:孙毅
中国网财经10月26日讯 由华夏新供给学院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举办的【2049战略圆桌】第5期——中国传统文化与促进经济发展在北京举行。国开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以《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及新供给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为题发表演讲。
黄剑辉表示,回顾历史,中国曾产生过丰富、深邃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先秦时期、汉唐时期产生的经济思想,领先于他国并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是,从宋代以后,中国在经济理论方面基本上没有新发展,特别是进入近现代,由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经济学理论以引入、学习西方为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工作者形成的共识是,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而中国新一轮深层改革整体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
以下为演讲全文:
作家柳红三年前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书中开篇即问道“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其给出的回答是“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3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肩负新的历史使命的新一代经济学人必须思考和回答类似的问题:“未来的30年,将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2008年爆发且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研究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要高度重视对全球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全球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回顾和研究,以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及长周期、宽跨度的思维,来思考、探究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实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中长期的全球经济发展问题,而不能再局限于现有的西方教科书,局限于“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和政策框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工作者形成的共识是,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而中国新一轮深层改革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
近年来,“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在历代中国经济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不懈奋斗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推动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经济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本书是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未来诚挚地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加入到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探讨行列,共同致力于无愧经济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理论创新和思路、方案、政策设计与优化,不断书写展现中国当代经济学人光荣与梦想的新篇章。
一、中国经济发展兴衰引发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有过无比骄人、辉煌的过去。据有关研究,在距今约5000年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在多数年份居全球首位,且曾在其中1000多年里占全球的30%以上,最高的时候甚至超过了50%。而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在1840年,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这一兴衰过程背后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入考证,系统梳理,以镜鉴未来。
经过近现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持续奋斗,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机遇挑战并存,前景令人憧憬。按照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具有广泛共识的预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2021年),中国有望重新恢复经济总量在全球领先的地位,人均GDP也将从历史上长期徘徊的100美元增加到1万美元以上。能够把14亿人口的大国带向一个人均GDP 1万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个奇迹。
尽管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4万美元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实际生活水平已不是相差很大,因为中间3万美元的差距主要是服务业价值的提高,基本的的衣食住行的硬件应是大体相当。应当说,这是“中国梦”非常重要的体现,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时代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
回顾历史,中国曾产生过丰富、深邃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先秦时期、汉唐时期产生的经济思想,领先于他国并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例如,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在2700年前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济思想——创办官盐、官铁,并用其收入解决政府开支,而对老百姓实行轻徭薄赋(食盐由政府专卖制度,至今仍在实施);在《牧民》、《立政》等篇中,提出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产观,强调政府要积极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在《轻重甲》中,较系统阐述了货币、物价理论;在《乘马》、《禁藏》等篇中提出了“俭侈并重”、适度消费的观点;从职业分类的“士农工商”四业分居论,推出了分工理论。纸币也是中国的发明。但是,从宋代以后,中国在经济理论方面基本上没有新发展,特别是进入近现代,由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经济学理论以引入、学习西方为主。
实际上,在经济思想构建和发展上,经济学届也有一个“中国梦”。民国时期的193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的唐庆增博士,即提出“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变化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届》一文(1993年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中提出“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学来”。中国民生银行洪崎行长曾表示,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推动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并曾与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等学者多次商讨希望加快推进这一宏愿的实现。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届关于加快构建新版国家经济学说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11月24日,上海证券报发表章玉贵的文章《深层改革整体设计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2011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发表采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文章,科斯先生明确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并认为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2012月12月,张五常教授发表《中国未来十年怎么走》的演讲时,曾尖锐地批评中国学术界没有“一家之言”。
三、新供给是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和突破
(一)推进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大致历程及主要成果
2011年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等七人,出于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经济学的使命感、责任感,组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以下简称“研究小组”),着手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
2011年2月14日,贾康所长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宏观调控应注重理性“供给管理”》一文,明确指出“总量调控”不足以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供给管理”应进入长期视野,要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并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
经过近一年的内部研讨、知识准备,研究小组于2012年4月份左右,正式启动起草系统阐述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的文章,并计划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发表较系统阐述阶段性研究成果。历经小组成员流水作业般的十二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难以统计的小的完善、补充,于2012年10月下旬形成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
2012年12月中旬,《财经》杂志(2012年第36期)以《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为题发表该文章的要点,当时的政策主张只有“三双”,即“双创”、“双化”、“双减”,该文发表后在经济理论届产生了积极反响。
根据读者的反馈意见,特别是认为该文在“破”的方面已相当系统到位(指在梳理和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等需求管理学派的得失方面),在“立”的方面还显单薄。2012年12月下旬,研究小组又历经多稿,特别是贾康所长亲自反复修改、“打磨”,充实了有关论述,在政策主张部分补充了“双扩”、“双进步”、“双到位”,成为“六双”,全文发表在《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经济要参》2013年第1期。在题为“有想法,更要有办法”的卷首语中,该期《经济要参》主编写道“细品本期文章,《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思想的呼吸,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2013年1月上旬,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有部分特邀专家、媒体人士参加的内部研讨会。根据大家讨论的观点,补充了“双转”、“双配套”,至此,形成了概述为“八双”的政策主张。2013年2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以整版发表研究小组修改定稿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一文,随后又于3月18日发表“中国经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提出了“需求管理相当于西医,供给管理相当于中医。中国经济政策应该采用‘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综合疗法,为长期可持续较快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2013年3月2日,研究小组召开第二次研讨会,邀请了部分著名经济学家、专家进一步就深化开展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研讨。会议结束后,贾康所长召集研究小组成员讨论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邀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副院长、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王庆(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万博经济研究研究院院长滕泰(2012年11月9日,曾在和讯网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以及第一财经日报编委徐以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薇,加入研究小组,使小组扩展至12人;二是配合定于2013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即着手运用新供给经济学原理就推进新一轮改革提出政策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稿》),呈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自3月中旬启动《建议稿》的框架起草,历经约15稿的反复修改,于6月初形成了《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改革中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政策建议》,基于前期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以及“中国梦”实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就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过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提出了可概括为“八双五并重”的政策建议,梳理了从供给端入手深化十三个重点领域改革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此外,《建议稿》还开创性地构建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并提出了基于“高铁”的“西向战略”,规划了中国至非洲铁路通道的大体线路和走向,如能实现将可有力地拓展中国应对“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的战略空间。
2013年6月中旬,《建议稿》呈报国家有关领导人,并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性批示。7月15日,《中国证券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建议稿》的核心内容。
(二)推进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
经过反复斟酌,研究小组提出开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
我们认为,“求真务实”,可概述为体现中国黄河文明、汉代主流思想的“梅花精神”;“开放包容”,可概述为体现中国长江文明、唐代主流思想的“牡丹精神”。
“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就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要体现“四个结合”,一是将马克思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紧密结合;四是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
(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2012年12月中旬《财经》杂志(2012年第36期)以《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为题发表研究小组的有关研究成果以来,各方面人士曾反复问到两个问题:一是新供给“新”在哪里?二是为什么要着重强调“供给”?
关于新供给“新”在哪里,我们认为主要有:一是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是由中国人创立的,而近300年来的现代经济学都是由西方人创立的;二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如主张在推进“法治经济”中吸纳曾在春秋战国时期及汉朝中前期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法家思想”,并提倡勤劳、节俭,知止、知足等;三是在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基础上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观点;四是以邓小平同志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立论依据,倡导“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五是提炼、吸纳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实践经验及主要成果;六是服务中国新时期以“中国梦”为核心的发展需要;七是构建了区别于欧美主流经济学“三架马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新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八是既对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指导意义,也对欧美发达国家运用新思路解决金融危机后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有积极意义;九是突破了中国传统智库行政化、机关化的运作模式,或过去经济学届较常见的个人“特立独行”式智库的传统模式,而在整体研究过程中,大力倡导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大力倡导跨部门、跨领域、跨界研究,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打造为现代研究平台型“智库”。
关于为什么要着重强调“供给”端,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了研究小组着力推进开展新供给研究的核心创“新”之处。因为多年来无论是欧美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还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其主要分析框架及政策重点都是从需求侧入手,最通行的政策框架即是通过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体的宏观政策调控需求侧的“三架马车”,美国80年代初兴起的“供给学派”,其内涵比较狭窄,主要集中于税收政策;而“新供给”认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端,着重强调通过贯彻“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来改善制度供给,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竞争力提升的供给抑制,释放实体经济中的供给潜能,提升供给能力(生产力),提升供给质量(竞争力),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经济良性发展带来的就业增加、收入增加,必然会相应拉动市场有效需求。
四、新供给是需要中国经济学工作者共同参与的新探索
2013年5月以来,秉承“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指导思想,研究小组已先后邀请了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院校、企业的约50位有志于推动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人士,参加研究小组举办的研讨会、课题研究等活动,初步取得了良好成效,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跨部门、跨界合作以推进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现代智库型平台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展望未来,我们用本书收录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第一篇集体创作的《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的最后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对未来新供给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心声:“我们诚挚地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加入到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探讨行列,共同交出一份无愧当代经济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