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全球经济都在做防御性“新常态”调整。但中国经济“新常态”有着远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更为复杂的内生变量和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模式时代虽然结束，但稳增长同样是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经济“换挡期”稍有不慎，将会惯性下滑，负面效应将呈倍数扩散。7%经济增长幅度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底限，守住这个整数关口，中国经济才有健康发展和持续动力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可以下调至6.5%-7%，甚至更低。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5年内必须保证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没有明显减轻。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有引擎动力已经略显疲态。速度已降，但换挡尚未成功。

　　中国经济存在于特殊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那就是中国有着任何经济体都不具备的巨国效应，“稳增长”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含义。只有GDP增长才能增加就业，GDP增长7%以上才能消化就业压力。否则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影响社会稳定。经济成长突然失速会导致人们对于发展前景的预期降低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使一些社会矛盾“显化”。就业指标具有滞后性，只有经济增长稳定，就业才不会出现问题，才能为调结构创造基础和空间。稳增长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滑出“下限”。守住“下限”其实就是守住就业的底线。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当经济增长的速度分别下滑1-4个百分点时，造成的非农业就业岗位将分别下降0.75％-3％。从弹性系数的角度来看，非农业就业弹性平均在0.7左右，即经济增长的速度每下滑一个百分点，新增非农业就业需求将减少大约300万左右。按照常规数据，我国现阶段要保就业，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7%。经济失速对于财税和金融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从财政收入来看，当经济增长的速度分别下滑1-4个百分点时，可造成实际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下降1.7-6.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13年财政收入13万亿来计算，经济增长速度每下滑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增量将减少2200亿左右。如果将价格因素考虑在内，财政收入下降的幅度将更大。可以预见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下滑幅度较大，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偿债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已经显现，理论的解释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会影响资产价格，当增长率下降时，如果贴现率保持不变，则资产价格会下降。而现实的表现则是部门收益的增长速度下滑，导致企业、居民及其他部门偿债能力的下降，影响银行资产的稳定。如果抛开道德等非经济因素，近期部分企业家纷纷“跑路”已经为这一看似生涩的理论做了注解。

　　由此看来，7%的增速这一数字不仅必须，而且十分必要。

　　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具备7%以上的增长潜力。由于本轮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资本形成，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在本期成为有效需求，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在下一期或下几期就将成为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可使潜在GDP或潜在供给规模不断扩大。国内有学者用HP滤波法验证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其结论已经说明近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可行的经济增长区间。

　　如何挖掘保持7%以上经济增长的潜力呢？除了继续释放改革红利之外，还要深挖结构性增长潜力。在需求潜力方面，在中国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恩格尔系数对消费结构的作用规律将进入更加纯粹阶段，巨大的需求增长和升级空间使得投资和消费的潜力足以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资本潜力方面，中国有超过100万亿以上的金融资产总量，激活和放大这部分金融资产的动能意义巨大；在劳动力潜力方面，6亿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将来城镇化进程深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农民演变为市民的过程将使得生产力释放大大抵消即将消失的部分人口红利；在技术潜力方面，以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经济增长形成后发优势突围，近期海外频频落定的高铁项目彰显了真正自主创新技术所带来的效果；在土地和海洋资源潜力方面，将通过高度集约化发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国土效应。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