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1日至29日，农业部派出由50名青年干部组成的10个调研组，分赴10个省（市）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所属村，开展以支农劳动、驻村调研和为农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实践锻炼活动。一个月时间里，调研组共召开座谈会139次，走访农户395家，访谈农民、基层干部和大学生村官818人，调研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农业龙头企业138家，累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84天；报送信息66期、民情日记343篇，撰写调研报告34篇，并收集整理57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基层群众对“十三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本报今天摘发10个调研组的部分调研日记，与广大读者共飨。

　　甑大妈的幸福生活

　　赴河北调研组

　　9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我们走访了村里老党员甄广生家。甄大妈今年72岁，1967年入党，家里4口人，儿子和儿媳在庄东办养猪厂。甄大妈老房子是72.8平方米，1980年盖的，按照1∶0.8的比例于2012年置换新居一套103平方米，面积不足部分出了置换价1万多元。甄大妈家2002年从7头老窠（即能繁母猪）开始养猪，以前是老两口养，现在交给儿子儿媳养，最多时有老窠97头。

　　以前甄大妈养猪，每次买老窠是1头、2头地买，把养猪场交给儿子管理后，儿子儿媳胆子大、敢想敢干，加之当时地方政府提倡养猪，一下子从北京购进30头老窠，每头3000元，买老窠加进饲料需10万元，甄大妈以自己的名义向信用社贷了5万元，儿子又贷款5万元，用了4年还清。

　　2012年，甄大妈在福泰资金合作社入股2万元，当年分红4000元；存款1万元，期限1年，享受利息不能分红。问起为什么不在信用社存款，甄大妈说主要是因为福泰资金合作社离家近，也感觉没什么风险。

　　甄大妈家5口人有承包地8余亩，以前种小麦和晚玉米两季。2012年把8亩多地流转给了村里的富达专业合作社。作为收益，每年腊月二十，去村委会领取800元/亩的现金+200元/亩的购物卡，麦秋分红时一户还给现金300元。甄大妈家现在可得国家种粮补贴1200元（150元/亩/年×8亩），每年春天就打到邮储银行存折上。算下来，甄大妈家8亩多地，能得到现金6400元+1600元购物卡。甄大妈自己还享受养老保险，1年660元（55元/月×12），打到信用社的老年卡上；老党员老干部享受村里补贴每年1200元（100元/月×12）。这样下来，甄大妈家一年非工资的现金收入就有9700元和1600元购物卡。说起现在的好生活，甄大妈感慨万千：“我在本庄生活了50年了，村里一年比一年发展得好。村干部有奉献精神，为村里的老百姓操心费力。”

　　甄大妈认为，要想农民有积极性，必须想办法增加农民的收益。在金融支持方面，最实惠的是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在疫病防控上，搞好动物防疫，多举办一些实用性强的培训，帮养猪户搞清猪生病和死亡的原因。

　　市场管理员的一天

　　赴上海调研组

　　9月5日星期五

　　按照活动部署，我们今天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市场管理员的工作，体验九星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早上8点，我们正式出发了。按照安排，今天下市场的任务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了解商户的思想动态。二是对商户开展例行检查。

　　在管理员阮文君的带领下，我们挨家挨户对商家进行走访和检查。之前我们认为检查就是走走形式，随便看看，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不是这样，各个商铺存在的问题千差万别，有乱牵电线的，有不贴商品价格单的，有不做台账的，有的商户甚至连工商、税务证照都没有。我们发现问题后马上告知商户立刻进行整改。大部分商铺还是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但同样也有些商户无法理解市场的管理工作，并不配合管理员工作。

　　在对一家浙江老板开的酒店用品店进行检查时，老板首先是质疑检查工作的合理性，同时向我们反映了他对胶合板管理区上访事件的一些看法，他说近两年，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实施来，对酒店用品行业的冲击非常大，这两年的销量下降30%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九星市场非但没有下调或者优惠租金，还每年一涨，大部分商铺感觉到压力很大，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只有歇业，他希望市场管理部门能够认真为他们考虑一下。面对一些不肯配合的商户，我们耐心解释，强调市场管理对于维护市场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表达了市场管理工作也是在帮着商户维护自身的利益，比如消防安全，去年九星市场发生了几起火灾事故，对商户自身而言是毁灭性的灾害。关于租金价格的诉求，也请他们通过正确渠道向市场管理的有关部门进行反映。通过耐心解释，我们工作基本得到了商户的理解。

　　不知不觉就走访了70多家商户，发现60多起各种各样的问题，并要求商户立刻进行整改。一天下来，我们也已着实感受到九星市场管理员的艰辛。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前，阮文君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置明天的任务：明天首先要对进行发现的问题进行复查，看是否已经整改到位。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商铺的环境卫生进行大检查。管理员工作看起来很细、很杂、很小，但要把这些“细杂小”的事做好，并天天坚持下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跟着村民挖芋头

　　赴江苏调研组

　　9月5日星期五

　　调研组确定今天下地支农劳动——挖芋艿。芋艿，又叫芋头，是一种喜温的南方作物，适宜在水中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第一次挖芋艿，来到田间一看，叶子居然长的那么像荷花。一米多高的叶子，用镰刀割掉，再用耙子刨出来，用手掰开一大块根茎，把一个个芋艿从根茎上摘下来，装袋扛上车运走。

　　十点多的太阳直射芋艿地，村民们全副武装正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直接冲进地里，背起了一袋袋芋艿，往地头运去。深一脚浅一脚，南方的土地这样的潮湿，远没有北方收地瓜时的轻松。

　　潮湿的土地，虽然适宜芋艿的生长，但是给收获造成很大的麻烦，只有一点点的剔净根茎上的泥土，才能把一块块不大的芋艿摘下来。沾脚的泥土，让本来负重的身体更加东倒西歪，身体险些失衡，装满芋艿的编织袋在肩头更加难以操控。其实最有难度的还是刨芋艿，这里面的技术难度很大。刨芋艿的工具是有3齿的耙子，抡起来刨下去，不仅要求力气大，更需要方向准确，深度合适，才能一下子把大块根茎刨出来。显然，这样难度的活对我们几个人来说，难度太大了。但是非要试一下的决心促使我们一一尝试，然而也带来的后果是，好多芋艿被腰斩了。我们体会到，劳动不是靠嘴说，致富要靠劳动实现。

　　休息之余，看到两个村民抬着芋艿袋子，一边走一边嘟囔着“杭育、杭育、杭育”。虽然声音不大，但一高一低，很有节奏。看到这两个村民特别习惯于“杭育杭育”的节奏，不禁有些感服。这“杭育杭育”之声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诗歌文学的发源。这种简单的号子，一开始仅仅是干活的时候为了打破寂寞，一种不由自主的解闷。

　　有村民给我们说，别干了，你们干不了的，这种活很辛苦的。我们当然不能服输，虽然手里的活不熟悉，但一上午已经足以分辨出芋艿。在这收获芋艿的现场，和村民们一边聊天一边劳动，感受农民的不易。

　　我们进一步尝试着摘芋艿、割芋艿叶子、刨芋艿等各种农活，由不顺手到顺手。我想，如果对土地没有情感，又怎么能热爱土地？如果都没在土地里流过汗水，又怎能与土地产生情感呢？“接地气”，就是要在泥土里接出真挚的情感。“察民情”，就是在与老乡攀谈中渗透出这份真情实感来。只有触及了心灵，才会在内心深处为之思虑，为之着想，为之付出。

　　做一天村书记助理

　　赴浙江调研组

　　9月4日星期四

　　今天的实践活动主题，是体验村书记的工作，了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内容和基层组织工作思路。把自己当做村书记助理，站在村干部的角度，考虑如何解决村内事务。

　　按照计划，上午与苍南县东方职业培训学校郑校长和温州大学黄教授联合组成的工作团队，洽谈关于芙蓉村人民路针织街（淘宝商业街）的项目规划事宜。人民路是村里准备重点打造的一条特色商业街，最终目标是通过引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针织企业，最终培育宜山自有品牌。

　　郑校长和黄教授今天提交了一个项目合作方案，对商业街定位、发展步骤、愿景、招商引资、项目预算等进行了详细设计和规划。

　　社区书记和村书记对发展定位、愿景、理念等没有异议，最大的关注集中在招商引资和项目预算两个部分：第一，对于招商引资工作，关键点在于如何能吸引企业入驻？如何能全部动员整条街的200多家住户出租门店，每年的租金如何递增？第二，对于项目预算，关键点在于要分清哪些由政府承担，哪些由市场主体承担？

　　由此看来，招商引资和商业街建设资金是目前社区领导和村委领导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打造特色商业街最基础、最关键的第一步。

　　在征求建议时，我们提出，项目预算应该问题不大，只需要再完善现有方案，按照市场报价，重新制定预算即可。对于目前最难的招商引资问题，建议先引入3~5家针织行业电商经营的龙头企业，村里给予租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让龙头企业先行入驻，才能示范带动本地处于观望状态的企业，吸引众多中小企业跟着入驻。随后，对本地村民的电商培训加紧推进，让他们能在大户带动下，结合线下的传统生产优势，慢慢开始线上品牌经营。同时，政府部门要注重“宜山针织”整个地方特色品牌的电商形象打造，在这个整体形象下面，带动千家万户的针织企业电商品牌。

　　我们的建议都得到了项目承办方和社区、村委领导的强烈认同，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上“抓大户”的建议，他们准备马上着手，让商务局对本地的电商企业进行统计，选几个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洽谈。

　　家庭农场主的担忧

　　赴安徽调研组

　　9月9日星期二

　　下午，我们拜访了与付湖村相邻的秦圩村村书记何勇，他也是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里何勇种植家庭农场的主人。他家的房子和家庭农场的仓库、机棚连在一起，一进门就看到2台拖拉机和1台小麦收割机停在棚下，仓库里还停放着1台拖拉机和1辆卡车。据何书记介绍，这些仓库和机库棚是用原来的养殖场改建的，他的家庭农场2012年注册成立，他和妻子及2个儿子都是农场成员，他本人会驾驶自家的所有农机，妻子管理财务，儿子有自己的工作，只在农忙是回来干活。除了家庭成员外，农场全年需要季节性雇工50多人，工资总额8万元左右。

　　经营家庭农场以来，何勇自己购置农机的投入累计达到40多万元，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农场作业的需要。例如秋天小麦播种前的深耕和耙地，因为机械数量不足，并不能全部完成，有些地块来不及整地就得播种了，使得他农场里小麦的亩产在1000～1100斤，和原来一家一户耕种时相比，只相当于三流农民的水平，一流农民的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何勇说，按这个产量计算，他的家庭农场每亩地的净收益在200～300元。所以，他不想再扩大农场的规模，而且对于5年流转到期后，是否继续经营这些土地，也很犹豫。

　　就目前来看，农场的经营面临着三个难题：一是资金，现在他有70多万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是免息或低息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2分利息的高利贷，给他带来很大的资金压力；二是农机，他希望能购置更多的农机，使自己的农场可以基本依靠自己的机械完成作业；三是基础设施，由于土地高低不平，影响机械作业效果，容易造成耕种深度不一、旱涝不均的现象，对产量影响很大，但整理土地投资较大，据他估计每亩地需要400～500元左右，流转土地后他并未对土地进行过整理，而且即使有这个资金，也因为担心自己并不长期经营而不愿投资，但是非常希望政府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项目支持。

　　最后，何勇还说，秦圩村里一共有7000多亩土地，目前流转出去2000多亩，农民大部分都希望以这个价钱把地包出去，但来租地的人越来越少了。

　　规模养殖亟需金融支持

　　赴福建调研组

　　9月20日星期六

　　今天按照计划，我们去兴渔专业合作社就鱼塘生产经营等方面做交流，亲身感受围网捕鱼，体验收获的喜悦。

　　兴渔专业合作社坐落在富口镇白溪口村和罗溪村交界处，共流转两村400多亩土地，利用山泉水，兴建了鱼塘，以饲养草鱼、鲤鱼、鲫鱼和黄鳝为主，在当地比较有名气。

　　2010年，经过村集体协调，这块地被流转给了现合作社负责人陈总，每亩每年付150斤稻谷，按年支付。2011年，他们5个股东正式开始建造，经过两台挖掘机的连日施工，当年放水投产。后期，沙县农业局利用鱼塘标准化改造项目予以扶持，整体生产水平有了提升。陈总同时说，现在每年的投入与产出还不能划等号，还不盈利。

　　我们问他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陈总说，由于前期投入大，他多年的积蓄和其他股东的资金已经全部投入，目前最缺的是流动资金。我们问到村级融资担保基金贷款的事，他说由于他不是本村村民，而且融资担保基金最多只能贷10万，扣除担保金只有8万元，这对他来说太少了，拉一车饲料现在都要7万元。

　　我们问到商业银行贷款的事情，他说，多家银行都和他接触过，邮储、农商行比较积极，还来考察过，但由于鱼塘、房子都不能抵押，银行考虑到风险，不愿意贷款给他。沙县邮储行曾经和他达成了意向，但在上级行审批时，没有同意。小额贷款对他来说，没啥作用。

　　农业贷款难一直是农业发展的短板，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今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近期，农业部和银监会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指导意见》，福建省最近还出台了土地流转后经营权贷款抵押等六条支持农村金融的政策措施。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陈总，希望他能多去和银行联系联系。

　　捕鱼开始了，水大概到腰，走动十分吃力，费劲地把网往一起合拢，不断有鱼从水里跳起来冲向空中，场面壮观。我们用装鱼的水桶装上鱼，再吃力的的拉上来。鱼儿十分肥美，在水桶里活蹦乱跳，深深感受到收获的喜悦。

　　小秸秆成了大麻烦

　　赴山东调研组

　　9月27日星期六

　　这几天到了“三秋”防火时节，与村、镇干部碰面的时候，总能听到他们念叨。镇里面的防火宣传车已经布置妥当，车上写着“严谨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0元，拘留15天。”街道上也挂上了很多类似的标语。过两天，长达一个多月的防火工作就要正式拉开序幕了。小小秸秆，曾经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现在却成了破坏环境卫生和消防安全的重要因素，成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大麻烦。

　　以前，农民常拿秸秆生火做饭。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的用上了电，有的用上了气，秸秆既不方便又不清洁，用的人就少了。秸秆用作肥料还田也是好去处，然而还田的费用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玉米机械收割再深耕还田，需要大概100元，并且由于技术等原因，深耕的深度还常常不够，因此农民的积极性不高。

　　基层的干部在为秸秆积极的找出路，可是效果有限。去年，镇里为秸秆还田补贴，每亩补贴20元。但20元对一些农民来说，还是太少，吸引力不高。镇里也曾考虑将秸秆收集，然后运到别处进行其他处理，但如何做好收储运工作却是棘手的问题。秸秆量大，运输需要的费用、储存的场地都是一笔极大的开销。去年曾有一个造纸厂提出愿意收购秸秆，前提是必须将秸秆运至镇里指定的位置。农民嫌收购价低，而运输耗费的人力物力大，反应并不积极。

　　“疏”的工作不好做，“堵”的工作压力就更大了。“三秋”防火是基层干部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从上到下的干部都要被动员起来，赶赴田间地头，“十一”假期也不能休息。这项工作不仅繁重，还要背负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这几年秸秆焚烧的问题抓得很紧，“保证金”成了重要手段。区里交给市里50万元作为保证金，镇里交给区里10万元，若是起了一把火，这钱就算是“烧掉”了。而且被查出放了“第一把火”的地方，还会被作为反面典型通报。基层干部们也要交“保证金”。镇里领导要交5000元，而他们每月的工资也不过是3000多元。村干部们也都“一个也不能少”。其中村支书要交1000元，就连村会计也要交500元。一旦出了问题，这笔保证金也一起泡汤。

　　这几天来，我们看到从农民到基层干部，都围绕着着秸秆团团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却仍拿不出好的解决办法。秸秆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

　　算算村民的收入账

　　赴河南调研组

　　9月17日星期三

　　今天，我们与村里小超市老板张来义聊了一个下午，仔细地算了一遍他的家庭收入来源及构成。

　　张来义，马头口村7大队村民，男，58岁，初中文化，19岁参加工作，一直是村里的教书先生。家有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共六口人。

　　他说：“拿种地来说，一家六口共3亩6分地，5月初到10月初种玉米。种一亩玉米，种子花费约40块（6斤），复合肥120块，农药40块，浇水20块（从水库放水）。一亩产800斤玉米（半山地），按市场收购价1块算，每亩收入800元，减去320元成本，每亩纯收入580块。”

　　“国庆后种小麦，购买小麦种子30斤约45元，机耕花费100块，播种30块，化肥约120块，再加上农药和四次浇水（封冻、返青、拔节、灌浆）花费约100块，最后机器收割60块，每亩成本455元。每亩收800斤，市场收购价格在1块上下，每亩纯收入350块。”他家打下来的粮食都卖走，自己吃粮都到镇里买，粗略计算种地一年每亩纯收入约为930块，3.6亩地共计3348块钱。”

　　“儿子和儿媳在南太行关山景区打工，每年4~10月工作6个月，儿子每月工资2400块，儿媳每月1700块，不上班时在家干点农活，或在附近打打零工，年收入24600元。”

　　“我经营这家超市，卖烟酒副食和农资，一年下来能赚一万块左右。我教书近四十年，2002年才转为公办老师，每月工资2400块，一年下来28800元，全年一家人收入66748块。因为两个孩子在读书，开销较大，基本没多少节余。”

　　张来义一家的收入来源及构成基本反映了村里大部分家庭的收入特点：一是种粮收入太低，以张家为例，种地所得仅占总收入的5%；二是纯收入太少，攒钱难，对家庭突发事件抵抗力差；三是家里底子薄，储蓄少，村民缺乏理财知识和渠道，毫无财产性收入。

　　半月来，我们通过走访了村里10多户农家，并与乡镇干部座谈后得知，多数村民都有依托景区搞副业的愿望，但囿于资金缺乏无法起步，且村民缺乏抵押物，贷不到款。未来在新乡市城乡一体化农村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下，两权一宅(地权、林权、祖宅)将可作为抵押进行贷款，这一改革将极大鼓励村民积极创业，丰富收入来源，拓展收入渠道。

　　乡镇干部的两点建议

　　赴广东调研组

　　9月5日星期五

　　这次已经是我们和连州镇王书记第二次见面了，前一次是云浮市农业局领导把我们送到万车村时和乡镇领导有个见面寒暄，当时陈局长开玩笑地说，王书记就是我们到了罗定后要寻找的《西游记》里的“土地公公”。

　　除了礼节性的问候，我们感兴趣的是乡镇干部对农业农村政策的看法。我们给王书记介绍了调研组下来学习、锻炼和调研的基本考虑，并特别询问他对政策的贯彻执行有什么意见、建议和需求。

　　王书记说，首先是国家种粮直补政策，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不管土地流转没流转，对承包地的农户都一视同仁给予补贴，体现不出政策的针对性。例如，有的农户可能抛荒了，或者多年都是把田地交给别人种，却依然能拿到补贴。他认为，国家要重点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贴，让真正种植粮食的人获得实惠。

　　王书记还反映了国家对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投资不够的问题。他说，在珠三角地区，县乡政府财力很雄厚，自己都可以投资、建设一些项目，大型项目国家要求地方配套时，地方也拿得出钱。但是在云浮、肇庆等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在投资项目时，中央、省里投资一部分，但要求县、乡要进行配套投资，地方却没有能力。他指着连接连州镇和罗定市的公路说，像好多这样的项目，因为地方没钱，就只能搁置很长时间。

　　王书记说，我们乡镇干部，想着给群众办点好事实事，但是财政上没有钱，是“有心无力”啊。他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力度，调整地方配套投资比例要求，让落后地区不出钱、少出钱，也能够推进一些项目。

　　此外，王书记还反映了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他说，肉桂的种植和加工在罗定是一项特色产业，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斤肉桂都能卖到两三元钱，可时间过去了20多年，农药、化肥、土地的价格都涨了好多倍，现在肉桂的收购价格还在几元钱（据了解，2014年收购价为每斤6元钱，这已是近年的最高行情）。特别是目前劳动力成本很高，青壮年农民在外面务工一天都能挣二三百元，而农产品的价格还这么低，这样愿意种地的农民只会越来越少了。

　　民族村里话增收

　　赴云南调研组

　　9月2日星期二

　　今天我们小组来到开远市灵泉办事处，张书记带领我们调研了2个具有特色的村子。

　　三台铺，有村民6680人，其中苗族4029人。由于地处山区，地广人稀，每户村民家分得的地都很多，少的有50多亩，多的有300亩。三台铺村除种植蔬菜外，近年来又种植万寿菊。种植万寿菊除了采摘时需要人工，田间管理非常轻松，节省人工成本，并且种植效益非常好，农民都十分愿意种植。2011年，灵泉办事处通过市场调研、科学分析，发现种植万寿菊可以使农民增收，引导3个村委会15个自然村种植，与云南曲靖博浩公司，发展订单农业。博浩公司在开远市已建2个加工厂，以满足当地生产需要。今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走低，压缩了种植面积，在开远市与农民签订了1万亩的种植合同，预计收获万寿菊2万吨。公司为农民提供种子、农药、化肥，按每公斤9角钱的价格保值回收。农民每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700元左右。

　　老邓耳，云南省最大的苗族村，有村民580户。村主任熊正义，是个憨厚淳朴的老汉，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村里的情况。烤烟是村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种植烤烟每亩的纯收入达到2000多元。老邓耳村的烤烟采取订单模式，烟草公司与村民签订生产合同，农民每亩地交450元，公司提供种子、薄膜、化肥等价值700元的生产物资。为了支持村里烤烟事业，国家投资30万元建设10座烤房，开远市政府配套补贴6万元。现在烤房由村里的烤烟合作社管理，烟草公司提供相关烘烤服务以及烤房设备的维修服务。根据生产烤烟的品质，烟草公司的回收价格由30元到50元不等。2013年，老邓耳村种植烤烟230亩。

　　两个村子都是采取了订单农业的模式发展经济，“农户+公司”的形式，使农民在收入方面获得了保证，不论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农民都可以根据合同获得收益。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弊端，农民过度依赖公司，对市场风险缺乏抵抗。农民与公司签订合同生产的农产品接受者一般不具有普遍性，如果公司运营出现问题，不能按合同回收农产品，农民很难及时找到其他销售渠道，将产品及时销售出去，保证当年的收益甚至收回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