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里，从“带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到拟允许“单人办公室”吸烟，北京控烟立法颇受关注。昨天，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提交二审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维持了“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的规定，让高度关注此次立法的控烟人士松了一口气。

　　现状

　　多地未对单人办公室禁烟

　　今年8月25日，北京市人大官网发布《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建议稿)》，对工作场所禁烟范围的设定，从之前的“全部”室内区域，缩小为“共用”区域。

　　控烟界认为，这意味着以“领导干部单人办公室”为代表的非共用工作场所允许吸烟，“将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在给市人大的建议信中说。

　　早在2003年，中国政府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要求缔约国以立法形式，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2006年，该《公约》在中国生效。

　　但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城市的控烟立法中，都允许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设置吸烟区或吸烟室，被指违背公约精神。盘点2008年至今，新实施的12部城市控烟条例，只有深圳、长春、青岛和鞍山市规定所有的“室内工作场所”禁烟，多数城市的控烟法规，都或明示或暗含，为“单人（领导）办公室”开了允许吸烟的“口子”。

　　分析

　　禁烟要看“一把手”决心

　　去年年底，中办、国办联合《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但实际上，领导办公室能否禁烟，还要看“一把手”的决心。

　　辽宁省鞍山市房产局曾因为“集体戒烟”受到国内外关注。在该局局长胡谷会的亲身示范和“赏罚分明”的禁烟措施下，房产局的办公室100%无烟，还创下在1年内，2126名干部职工中513名吸烟者成功戒烟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在中国城市中，最早草拟“所有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南昌市，由于“单人办公室”等特殊区域能否有效禁烟始终存在争议，至今相关条例仍处于搁浅状态。

　　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坦言，控烟立法中的关键条款，每一条、每句话，都是相对应的部门、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但允许“单人办公室”吸烟的条款，不仅对控烟氛围造成负面效应，对领导健康也是一种漠视和潜在伤害。

　　争议

　　“共用”工作场所难执法

　　中国疾控中心控办副主任姜垣表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一直被控烟界冀望成为最贴合国际控烟公约精神的地方立法。

　　今年8月25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建议稿)》甫一挂出，就引发关注。建议稿中只在“共用工作场所禁烟”的表述，让控烟界人士“难以接受”。

　　“‘非共用工作场所’显然是指一个让人使用的办公室，而单人办公室一般由领导享用。可是，领导办公室能够完全封闭吗？下属进去汇报工作，领导在抽烟，合法却让下属抽‘二手’，合理吗？”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于秀艳认为，实际执法中对，工作场所是否“共用”难以分类，“数办公桌？还是数人？如果下属在领导单人办公室，领导递烟，下属当场和领导一起抽了，又是否违法？谁来执法？”

　　目标

　　“带顶的地方”禁烟是趋势

　　昨天，在听取了各界意见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示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最终维持了“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已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草拟完成，即将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的“国家控烟条例（草案）”，也严格按照国际控烟公约的要求，规定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

　　姜垣说，国家控烟立法与各城市控烟立法相互呼应，互为支撑。若北京控烟条例能在之后的审议中，取消“机场隔离候机区域吸烟室和宾馆、旅店的吸烟客房”，完全实现“带顶的地方都禁烟”，则更能为国家和其他省市控烟立法做出榜样。

　　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青斌坦言，在各类室内公共场所的禁烟执法中，单人办公室确实是一个难点，比如市长、部长办公室，一般人可能进不去。“但立法机关不能因‘执法难’，就不做法律规定，有了严格禁烟法规，也许仍有领导在自己办公室里偷偷吸烟，但他们不会再当着同事、宾客的面吸烟了。”

　　一直参与北京控烟立法的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说，控烟法规更大程度上是倡导性立法，未来北京的控烟工作将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公共治理模式。对领导办公室的禁烟工作，除执法抽查外，更多应发挥单位内的公众监督、举报作用。（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