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把吃的流传看做是口唇间的文化传承

　　同学间有了微信群，某君为日前欢聚作了一首旧体诗，其中有一联：“柴门愧有何曾酒，竹簟羞无陆羽茶”。其中提到何曾，对这位身为晋朝开国元勋的本家，我恰知一二：据《晋书》记载，何曾贵为太尉，对吃极为讲究：“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开花馒头大约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明显就是一个吃货。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这种奢侈的习性从古至今都受指责，但他爱好吃的特点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随着他的传记流传下来。细细想来，衣食住行同为生活要务，但由于环境、制度、技术等元素的影响，只有食更容易成为文化延续的载体：封建社会讲究等级制度，比起有规制要求的屋宇、车马、服饰，食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阶层属性，具有更广泛的传承性。

　　当然这种传承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东坡肉肯定和苏轼当年的创制有所不同，至少北宋还用酱汁而非现在的酱油吧。虽然舌尖一词流行，但我相信，在历史延续中，味蕾的实际变化一定是很多的，所以我更愿意把吃的流传看做是口唇间的文化传承。

　　比起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文化符号的传承，在一段上下可及的时间内，某种食物、某种口味能够调动很多回忆，把沉睡在记忆中的许多往事随着对味道的琢磨或多或少地串联起来，并聚合一些特定的人群，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唐鲁孙《天下味》一书中写到，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北京崇文门大街有个法国面包房，“凡是法式稀奇古怪的面包，它是一应俱全。”赵珩的《老饕漫笔》中则有后续记载：法国面包房的名称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初，后来改名叫做“解放”食品店，直到六十年代初。顾客们也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殊群体，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长期顾客。六十年代初，“解放”与“华记”合并，七十年代初，又更名“春明”。余生也晚，记忆中只有“春明”，对赵珩书中所记“春明”也是个小社会，“买东西时会觉得有人似曾相识，凝视良久，确认无疑，相互握手，欷歔无言，感慨系之矣”的场景略感熟悉。

　　曾在人大和师大工作过的一位前辈也有类似的记忆，“有一天在东单春明食品店（过去的法国面包房）排队买点心时，发现过去的老师玛达拉排在队前面，我高兴地叫她：‘玛达拉，玛达拉！’老师看到我非常高兴。这时后面又有人叫卢老师，卢老师！我回头看见有一个女子在招呼我说，卢老师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的学生啊！我们师生三代在排同一个队，多有意思啊！”因共同的爱好来到同一个小店内，春明的这些相遇足以成为当时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微信上同时有别的同学在谈牛街“宝记豆汁店”的豆汁儿，追根溯源，好不热闹。想起上周和朋友去过同在牛街的“聚宝源”吃涮羊肉，邻桌旁座多是性情豪爽之士，如果把当年的春明比作西园雅会，这儿就是充满豪气的梁山聚义厅。不同的食物，既代表了不同的口味，有时候也能体现不同朋友圈的客观存在，真实地反映了文化爱好的差异性。

　　鉴于“吃”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在今天又格外强调文化的时代，一些成功的企业也没忘了利用这种文化上的怀古之情做些文章，比如北京的北冰洋汽水，比如义利面包等等。虽然北冰洋生产厂家的负责人更希望突出创新与变革，不太愿意承认品牌怀旧的作用。但正如今天的人并没有吃过苏东坡手创的东坡肉，依然会在餐桌旁乐此不疲地点上一道东坡肘子那样，当年没有喝过北冰洋汽水的八零九零后，就像向往老北京四合院那样，也从父老相传中产生了对北冰洋汽水的渴望。没有这种依恋式的文化传承，北冰洋未必能像今天这样火。不信，你把品牌换成北极熊或者南极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