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各地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着力培育社区治理主体、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增强社区治理能力、涵养社区公共文化、塑造培育社区精神，为每一个社区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社区组织“瘦身”增效

　　日前，杭州市印发通知，对社区“减负”提出明确要求——市直各单位的29项工作可以进社区，其他未经准入的工作事项，一律不得进社区；社区允许悬挂的组织机构牌子只有5个：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社区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考核评比只保留市和谐（文明、平安）社区考核，取消市直各单位对社区的单项考核检查评比……

　　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不断深入，各种惠民便民政策全面实施，政府部门各项工作都需要进入社区。但在转变过程中，转变难免不彻底，使得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权责边界尚不清晰，社区居委会行政负担过重；再加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府购买服务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都落在社区，社区的负担就更重，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了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开展社区‘减负增效’势在必行。”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

　　按照这一要求，各地纷纷出招，积极为社区“瘦身”减负，社区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大提高。例如，南京市取消了社区承担的25项工作任务与指标、41个组织机构、41项创建达标评比活动及72项台账，让基层组织回归了自治本位。太仓市梳理出两份“清单”，一为自治组织履职清单，共有事项10项；一为行政权力限制清单，法无授权全部取消，最终确定需自治组织协助办理事项28项，比清理前减少了50项。

　　社会力量有序参与

　　每个周三和周六，来自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蔬菜大篷车”都会来到北京市西城区长椿里小区售卖蔬菜。

　　社区是居民集中生活的空间，近年来，各地积极采取降低准入门槛、完善扶持政策、建立孵化基地等措施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运用财政直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公益项目洽谈等方式壮大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增加信贷安排、减免税费开支等政策吸纳市场组织，实现了各类社区治理主体的主动参与、有序参与和规范参与，为社区治理和服务增添了活力。以南京市为例，该市建立起区、街、社区3级社会组织孵化与服务体系，搭建“社区服务项目洽谈会”平台，实施公益创投项目，引导全市1.4万个社区社会组织全面介入社区公益服务，使社区的服务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大大提高。

　　“要以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为创新点，切实激发社区发展的活力。”窦玉沛说。下一步，民政部将支持各地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完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银行信贷、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为新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运作、办公场地、服务场所、启动资金等支持；加快建立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

　　而按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我国将开发应用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系统，到2015年，使注册社区志愿者达到本地区居民总数的10%以上，每个社区拥有5支以上志愿者服务队伍。

　　居民群众积极自治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自治是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成为各地社区建设和治理工作的亮点。

　　以宁波市为例，该市以300户左右居民家庭为一网络单元，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每个网格确定一名社区专职工作者牵头负责，组织发动党（团）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和辖区单位组建各类服务团队，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服务，并在每个楼道选聘一名以上居民担任和谐促进员，协助开展社区治理工作。如今，宁波市活跃着10万余名志愿者，他们以各种方式有组织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为社区治理和服务增添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各地积极发展楼栋自治、群体自治、社团自治等自治形式，拓宽社区媒体、互联网络、移动设备等自治渠道，开展居民对话、公共听证、规劝疏导等自治活动，极大地增强了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和服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大大提高。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的民间组织“居民事务服务中心”成立1年来，已接待来信、来访200多人次，化解邻里矛盾30多起。

　　“目前我国社区治理多元参与仍需加强。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包办过多，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建设还缺乏长效机制。”窦玉沛说，下一步，民政部将推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