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记者格林沃尔德前往香港与一位匿名知情人会面，他自称掌握了美国政府正在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的惊人证据……由此，斯诺登和“棱镜门”浮出水面，成为近年来最具爆炸性的重磅新闻。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著

　　米拉 王勇 译

　　中信出版社

　　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吉布森说她想安排在《卫报》效力20年的资深记者埃文·麦卡斯基尔参与进来，并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考虑到此事的重要程度，我知道自己肯定会需要《卫报》其他记者的帮助，因此从常理上看这么安排无可厚非。但是我并不认识麦卡斯基尔，而且对于在最后时刻把他强加给我们感到有些不爽。

　　“我想让埃文跟你一起去香港。”她补充说。我和麦卡斯基尔并不相识。更重要的是，知情人也不认识他，他以为只有我和劳拉要去香港。我非常担心，计划安排周到严谨的劳拉肯定会对这种突然变化大发脾气，这又被我不幸言中。

　　“不行，绝对不行，”她答道，“我们不能在最后时刻增加新面孔，而且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谁了解他的情况？”

　　我尽量给她解释吉布森的良苦用心。我和《卫报》并不真正熟悉和彼此信赖，尤其面对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件，而且我想对方对我可能也是这种感受。考虑到《卫报》在这件事中所冒的风险，我猜测他们是想派个自己熟悉的老员工一同前往，以了解事态进展，确保这件事的确值得冒此风险。另外，吉布森需要伦敦方面《卫报》主编的批准和全力支持，那些人对我的了解还不如她。她可能是想安排进来一个人让伦敦那边放心，而埃文刚好满足这样的要求。

　　“我不管，”劳拉说道，“跟一个陌生人一同前往可能会引来监视，或者会让知情人心生顾虑。”作为妥协，她建议《卫报》方面安排埃文过几天再去，等我们在香港联系上对方先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再去不迟。“这事你占据主动。和他们讲，如果我们没准备好，就不能派埃文过去。”

　　我又过去找吉布森，端出这个貌似聪明的妥协方法，可她却似乎心意已决。“埃文与你们一起赴港，但在你们做好准备前，他不必和知情人见面。”

　　毫无疑问，埃文与我们同去香港至关重要。吉布森需要对那里出现的情况有充分把握，需要减轻她在伦敦的老板可能怀有的担忧，但劳拉却同样固执，坚持说我们不能跟他一起走。

　　“如果知情人在机场监视我们，看到不认识的第三者出现，就会因为紧张而放弃与我们接触，这绝对不行。”

　　就像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在中东的敌对双方之间往来穿梭，尽管徒劳却希望牵线促成交易一样，我又回去找吉布森，她含含糊糊地回答暗示埃文可以几天后过去，也有可能这是我期望得到的答复。不管怎样，那天夜间晚些时候，我从安排差旅的员工那里了解到，埃文的机票已经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航班。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安排他一起成行。

　　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的汽车上，我和劳拉之间发生了唯一的一次争吵。一离开酒店，我就把埃文无论如何都要同去的消息告诉了她，结果她勃然大怒，坚持说这样做会搞糟了整个安排。在这个阶段让陌生人参与进来是不合情理的。参入如此敏感事情却没有接受过资格审查，她不相信埃文，而且认为是我的原因造成《卫报》让我们的计划冒上了风险。

　　我没法让劳拉相信她的担心实属多虑，不过我还是尽量想说服她并让她认识到：《卫报》方面很坚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等我们做好准备后埃文才会跟知情人见面。

　　劳拉却是不管不顾。为了抚平她的怒气，我甚至说我自己可以不去香港，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她立刻拒绝了。去肯尼迪机场的路上遇到了堵车，有10分钟的时间我俩在车上气冲冲地一言不发，气氛十分尴尬。

　　我知道劳拉是正确的，事态不该如此进展，于是我打断沉闷的僵局告诉了她这一点。然后我建议我们都不理埃文，把他逼走，假装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我恳求劳拉，“我们不要再吵了，考虑到所冒的风险，这将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我们难以掌控的局势。”我劝说劳拉专心一起和我努力克服困难。没多久，我们两人又恢复了平静。

　　快到机场时，劳拉从双肩包里拿出一个U盘，表情严肃地发问：“猜猜这是什么？”

　　“什么？”

　　“那些文件，全部都在这里。”她答道。

　　到达机场时，埃文已在门口等我们了。我和劳拉对他都很诚恳，但却有些冷淡，希望让他能有受到排斥的感觉，想让他知道如果我们不同意就没他什么事。作为当前我们痛恨的唯一目标，我们把他当成了别人硬塞给我们的额外行李。这样做不怎么公平，但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劳拉U盘里存储的宝贵信息，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根本没有过多考虑埃文的问题。

　　来机场的路上，劳拉曾经在车上花5分钟的时间给我介绍过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她说准备在飞机上睡觉。她递给我那个U盘，建议我开始看那些文件。等到了香港，她说，知情人就会把我那一份文件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