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峰

　　■桂下漫笔

　　那些内心强大、行事果断的女人如今被称为“女汉子”。中国传统女性向来以内敛柔弱为美，但也出了不少“女汉子”，首屈一指的当属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

　　1861年，慈禧和她老公咸丰皇帝一起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城，后来，咸丰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小皇帝登基后，慈禧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直到1908年去世，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是中国政坛的实际决策者。关于慈禧早年的情况，私家野史多有记载，但大都为八卦传闻，包括一些老外，也有意淫之作。就连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都误以为他这个太后奶奶入宫时是“宫女”。实际上，慈禧是以“贵人”身份入宫的。五年后，连升三级，变成了“懿贵妃”。这固与她生下皇子、延续了大清龙脉有关，但皇子可不是想生就生的，怀上龙胎的前提是得到皇帝宠幸。

　　慈禧自己曾得意地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其实，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总喜欢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美貌，实际上，兰贵人能在后宫佳丽之中脱颖而出，绝不仅仅是因为容貌，性格机敏，遇事有见识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话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时，咸丰帝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军机处奏报一到，皇帝痛哭不止，当时的皇后，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也和妃嫔们哭作一团，只有慈禧冷静地说：“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可见她不让须眉之处。

　　咸丰驾崩后，遗命八位大臣辅佐朝政，领头的肃顺傲慢不逊，慈禧与小叔子奕联手，一举将其击溃，开始了垂帘听政的人生，也开始了从后宫“女神”向政坛“女汉子”的变身。

　　若仅以权力而言，史上可与慈禧匹敌的，至少还有吕后和武则天。司马迁写《史记》时，将吕后列入“本纪”，并给她打了高分。不过，在慈禧看来，吕后却过于糊涂，因为在当时形势下，武将多为刘邦集团的人，吕后根本无法掌握实权，封再多的吕姓王公也是没用。或许是吸取了历史教训，垂帘之初，慈禧的干部路线极为务实，只要有利于维护统治，满汉之别也可搁置，她放手使用汉人，连军权也下放给汉官。同治四年，也就是慈禧实际掌权四年之后，全国地方大员几乎全部“汉化”了，15名巡抚全是汉人，10名都督中除湖广都督官文外也全是汉人。

　　垂帘之初的慈禧注重总结历史教训，把张居正的《历代帝鉴图说》作为必读书，对《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新知识的书也很有兴趣。她又让翰林院把列朝祖先的“实录”、“圣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史事，编纂成一册“可法可戒”的专书，名为《治平宝鉴》，作为“隔帘侍讲”的教材。

　　同时，她还告诫臣子不可阿谀奉承。同治元年，翰林院结业考试，有人在文章用了“女中尧舜”这样的词儿，慈禧不但不高兴反而认为此人“过事颂扬”， “不求实际，专事揄扬，于人品学术，颇有关系，此风断不可长”，把他从原来的一等一名改为了一等末名。

　　“女汉子”慈禧，在应对舆论危机方面也很有一手。同治死后，慈禧为了保持太后地位，坚持为咸丰立嗣，以同治的同辈人年方4岁的载湉为帝。当时，就有朝臣认为应该根据父死子继的“祖制”，为同治立嗣。但这种舆论很快被慈禧压制了下去。到了光绪五年，吏部官员吴可读在同治大葬祭礼时先上吊后服药，自杀身亡，一时间轰动朝野。吴可读在遗折中旧事重提，说为咸丰帝立子而不为同治帝立嗣是错误的，要求朝廷颁布一道圣旨，保证将来帝位还是要交给同治帝的嗣子。当时清朝虽已有数百年基业，但“尸谏”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没有惯例可参考，处理起来颇为棘手。

　　此时的慈禧，已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她以退为进，首先承认吴可读的建议和她本人的想法其实并不冲突，然后把奏折发给群臣讨论，让大家提出看法。亲王、大臣们个个都是政坛老手，在死官吏和活太后之间，当然知道该如何选边，于是，礼亲王世铎，大学士徐桐、翁同龢，御史李端棻等纷纷上折拥护慈禧、批评吴可读。舆论一边倒之后，慈禧才重申自己的决策，说如果将来光绪有了孩子，当然会尊重光绪的选择，无需你吴可读来空操心。不过，吴可读一个七品小官，想着国家大事，这份儿忠心可鉴，赏给五品官的抚恤待遇。

　　对吴可读事件的处理，充分展示了慈禧老辣的政治手腕。正如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说的那样：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