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回落。对于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除了改革红利之外，上上下下对“创新”都寄予了厚望。大多数人的看法是，新常态下，创新应该唱主角。

　　然而，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的关键是短期和长期的协调问题。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政府首先要保持短期经济增长的平稳健康。而“创新”要在短期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还得依靠“三驾马车”这些传统载体。从投资来看，创新能够带来的新的投资热点屈指可数，除了高铁、宽带之外，能被各方认可、具有广泛带动作用的新产业还真是难找，核电、特高压存在技术路线、安全问题的争论；新能源汽车处在培育阶段，短时间内难堪大任。即使是高铁，巨额投资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营利模式，其积累的债务也只能由后代偿还，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原理”。从消费来看，除了移动互联网带动的信息消费发展势头比较明显之外，健康、节能环保等内需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挑选新的消费热点依然捉襟见肘。从出口来看，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速已经明显回落，不但影响了多晶硅、光伏、风电这些依靠外需支撑的新兴产业，还频频遭遇国外的“双反”调查。由此看来，创新在短期经济增长中要发挥“顶梁柱”作用，还不太现实。

　　从长期来看，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任重道远。过去中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如果瞄准某个产业的某段价值链条切入，还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只不过这样的链条基本上是低端的。此外，还有所谓“红皇后的奔跑”，始终瞄准前沿，但并不在前沿突破，强大的跟进能力是中国某些产业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也符合过去中国经济、科技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过去几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前行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预期。过去七八年里，以核心技术突破为主要目标的产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大攻关项目大多数是以国外已有的产业技术为“锚”的。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力量似乎都没有使上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也可能政府和市场的注意力并没有真正聚焦于此。

　　我们经常提及要借鉴日韩在几十年前从模仿到追赶的经验，但是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时过境迁，今天中国产业调整所面临的宏观国际环境与日韩追赶时期已经明显不同，全球化改变了很多竞争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改变对后发国家追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如何才能不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低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韩，在其追赶时期都具有强烈的“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倾向，这可能是后发国家追赶的唯一“真经”，尽管我们也曾经有过“国产化率”、“市场换技术”等做法，但是在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条经验显然执行得“半心半意”。即使是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这样的国际通行做法，也在美欧的强大施压下夭折了。此外，在追赶过程中能否具有强大的政策执行力，还取决于各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如日本通产省的“父爱主义”，我们可能只学了个皮毛。史塔威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当年韩国的朴正熙政府为了贯彻其出口导向和产业调整的方针，把很多企业家都抓了起来逼他们就范。韩国从1973年开始发展汽车产业，1991年造出了第一台自主研制的发动机，又过了将近20年，才真正跻身世界四强，政府不但能够容忍企业亏损几十年，还从信贷等多个方面予以鼎力相助。

　　创新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还取决于什么样的发展逻辑占上风。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逻辑要求有一套不同于以往粗放型发展的政策体系。现在我们很多创新政策都有了，也与国际接轨了，可是政策的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说到底，实践中很多人还是没有把创新导向逻辑当回事，或者是当创新逻辑与其他增长逻辑矛盾时，就被搁置一边。例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一旦碰到地方保税收增长的约束，就毫无招架之力。

　　从历史发展来看，后发国家在产业转型、技术追赶过程并没有什么创新规律可循，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从自身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相机决策，并采取有效手段保证其目标实现，才是真正的经验。现阶段，如果放任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循序渐进地发展，的确可以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但是以核心技术突破为导向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将很难得到有效改观。企业家是逐利的，赔本买卖是不会做的，如果炒房地产、挖煤矿、放高利贷能赚大钱，又有谁肯去冒险创新呢？创新能否成为企业家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创新有多么美好的前景，而是取决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导向。在此，“制度”重于“技术”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制度”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而不仅仅局限在科技体制。

　　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的不仅是规划，还需要耐心，更需要强大的执行能力。在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以核心技术突破为导向的产业调整中，关键就是让市场朝着政府引导的方向去配置创新资源，不能什么都放手让市场去做。要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化作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方案，咬住产业核心技术突破这个发展目标不放松，将全社会的资源向这些发展目标倾斜，尽管可能会出现方向的误判和失败的挫折，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长远目标相比，付出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更何况市场本身周期波动带来的效率损失也是相当大的。

　　总的来讲，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行动，而不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的“口惠”。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需要的是一套与以往不同的制度安排、政策导向和执行架构，是到了该痛下决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