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佳

　　继上半年两次定向降准之后，央行终于祭出定向降息措施。

　　8月27日，央行网站消息称，央行对部分分支行增加支农再贷款额度200亿元，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支农再贷款管理，促进降低“三农”融资成本。

　　针对近期社会热议的“融资贵”问题，央行特别制定了定向降息政策:支农再贷款执行优惠利率，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再贷款利率还可在优惠利率基础上再降1个百分点。

　　对上半年的信贷运行情况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相比之前的两次定向降准，本次支农再贷款在资金投向上有了更硬的约束。

　　央行强调加强支农再贷款管理，规定农村金融机构在支农再贷款借用期间，涉农贷款增量应不低于借用的支农再贷款总量。这一具象化表述，不同于此前对定向降准释放资金投向的原则性规定。

　　从上半年的信贷投放情况和两次定向降准的效果看，这一表述显然“事出有因”。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3.01万亿元，同比多增2592亿元。3.01万亿元的季度增量为历史次高水平，仅次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增发天量信贷的2009年一季度。二季度人民币贷款延续高位增长，新增量超过2.7万亿元，到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7.6万亿元，同比增长14.0%，比年初增加5.7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

　　从数据上看，上半年的流动性并不紧缺，但从感官上，不论是民间个人住房“按揭难”的体验，还是工信部等官方部门屡次表态称“贷款难、贷款贵”制约中小企业生存，全社会并未感受到充裕的流动性。

　　原因在于贷款结构错配愈演愈烈。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中长期贷款增量在全部贷款增量中占比57.2%，比上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贷款投放贡献较多，上半年新增1.7万亿元，同比多增4956亿元。

　　为解决“影响供求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央行在4月份和6月份先后两次出台定向降准措施，对涉农、小微贷款支持度较高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释放出流动性“支农支小”。

　　然而，“支农支小”的中小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有些反常。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例，按照惯例，农村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量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季度贷款额最高，二三四季度依次递减。但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大降至1600亿元，和一季度冲出历史次高的信贷增量相形见绌，而二季度新增贷款则反常的大幅升至7400亿元，同比多增3600亿元。

　　一季度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额大幅跳水，与笔者走访基层分支行了解的情况相吻合:农村金融需求不旺盛，严重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有效投放，很多县域农信社散户贷款呈萎缩之势，且多为按揭等消费贷款，与农业生产无涉；规模化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更受制于经济环境、贷款保证方式缺失等问题，遭遇贷款难、贷款贵多年，今年一季度依然难有起色。

　　但二季度形势的逆反确有些惊人。抛开季节性冲量等监管考核因素，4月和6月的两次定向降准等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只不过，在农村信用环境未发生根本逆转、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单季新增贷款7400亿元，资金投向值得思考。毕竟，只要有增长“底线”思维的裹胁，行政支配信贷投放的情况就不唯2009年独有。

　　因此，央行本轮200亿元支农再贷款，特别要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借用的再贷款量，硬性约束支农贷款投向。当然，央行亦曾表示，这类结构性措施若长期实施也会存在数据真实性存疑、市场决定资金流向的作用削弱、准备金工具的统一性受影响等问题。

　　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而言，真正要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仍需在约束无效投资和负债主体预算硬化上下工夫。从中长期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增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信贷资源投向的优化，根本上还是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