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必备的条件，特别是对资源配置主动脉的金融市场建设，我们更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清醒借鉴他山之石，把握方向，立足国情，立足实体经济，居安思危，不盲从，不犯晕，处理好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与金融管制等各种关系。

　　■我们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时，一定要高度重视金融全球化对我们金融主权的冲击与危害，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无视规律事实，不承认我们在金融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欠缺，更要清醒地认识美国的自私自利与华尔街银行家对我们的危害。

　　■我们应该在尊重市场、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制度优势，除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建立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和促进金融基本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遏制金融自我服务的利润与薪酬冲动。

　　■我们今天都喜欢讲“改革红利”，但是要想享用改革红利，首先要把握改革方向，在金融改革领域，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金融“创新”。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当今国际流行的所谓“金融创新”不仅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提高经济运行成本、损害经济运行效率的病根。金融“创新”从一开始，其动机和结果就是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红利，我们期盼“改革红利”，但是怎么改？改出来的是谁的“红利”却一定要清醒！

　　居安思危，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就有的大智慧，反映了我们先人思想的深刻与清醒。然而，在科技昌明、物质世界日新月异的今天，却鲜有在精神上能保持独立清醒，具有深刻洞察力者。特别是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领域，面对光怪陆离、层出不穷的金融思潮，来势汹涌的利益冲动，而能够居安思危，在理论上保持清醒，在实践中卓有建树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总裁任志刚先生就是这么一位。任志刚先生早在1983年就参与制订联系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八七股灾”、亚洲金融风暴、打击金融大鳄，美国次贷金融海啸等大事件。任先生1993年起就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直至2009年9月退休，在任16年建树卓著，被誉为香港第一位“中央银行家”，杰出“中央银行家”。

　　近日，我拜读了任先生新近出版的《居安思危》一书，回顾这些年来他在对岸香江金融市场的思想、作为，不禁感触良多！掩卷细思，任先生这本书，除“自序”、每篇的“导言”和每章的“后记”是新近写就的以外，全书主要内容均是从1999年9月到2009年9月，他每周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网站上撰写的名为《观点》的专栏文章编缀而成的，看似“了无新意”，实则再现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那段弥足珍贵的历史，思维缜密、分析独到、见解精辟、切中时弊、警示未来，对当今雄心勃勃，志在必得，似乎胜券在握的中国金融界不啻是一篇“醒世恒言”！

　　任先生在书中阐释了联系汇率制度的产生与优化；香港货币基础的发展；金管局的功能、职责与运作方式；外汇基金的管理；金融基本建设；对银行业的监管；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关注和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合作等等。这些问题都对中国金融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出发点与视角、观察与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对我们都大有裨益。

　　这本书对我们更重要的启示，我认为是任先生关于全球化对主权金融的挑战与冲击，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金融创新与风险，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策略把握等等。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当今中国，我们又走到了一条三岔路口。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已让世人瞩目，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成绩巨大，翻天覆地。但经济结构失衡，粗放经营，资源使用、配置效率低下，产业产品档次偏低，商业文化腐败，环境污染严重，国企效益与漏出问题依然存在，贫富悬殊和官员腐化现象等等问题已经无法继续忽视，到了不解决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何去何从，朝什么方向，采取何种方式，采用什么策略却需要我们深思慎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国策，毫无疑问是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历史性进步。但实施这一重要国策，走市场化道路却绝不是一放了之那么简单，为满足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基本条件，我们还有大量功课要做。首先，我们必须在哲学上划清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界线，不可偷梁换柱，混淆概念。其次，我们要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必备的条件，例如法制建设、透明度建设、诚信文化、商业主体内控机制、国企市场行为主体再造等等。特别是对资源配置主动脉的金融市场建设，我们更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清醒借鉴他山之石，把握方向，立足国情，立足实体经济，居安思危，不盲从，不犯晕，处理好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与金融管制等各种关系。

　　任先生在这本书中指出，在可见的将来，货币及金融领域中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转变的可能性是高的。但基于不同的理由，全球各地对宏观金融政策和各种金融服务的理想提供方式，仍有异常庞大的讨论空间。他指出，在短短不足二十年间，先后爆发了两次相当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发展现正处于交叉点上，金融的发展方向，以往很少像目前这般不明朗。金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服务，但过去二十年，实在未有好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改革，以更有效地为经济服务。

　　全球化对主权金融的冲击

　　对于金融危机的原因，通常人们都认为是由于采取了轻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出了问题。但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采取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建立稳固的金融体系，往往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照样会不期而至。

　　今天，金融开放在我国似已成为共识，但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是否清楚我们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患于未然。

　　在谈到全球化对各个主权金融市场的冲击与危害时，任志刚先生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困局”。他指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困局，一方面是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合作中，基于本土政治的原因，每个政府只顾及自身的国家利益，不会考虑其政策措施对外国或全球其他地方的影响。他举例说，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而言，美国高级官员每每在回应有关量化宽松及退出安排对外国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时，一贯重申他们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捍卫自身国家利益。他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曾向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提出全球化下大国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忧虑。这位美国高官回应道：“如果你想晋身职棒大联盟，你最好先习惯一流高手的投球。”

　　回想作为拥有国际货币铸币权和收益权的美国本来对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它却从来未曾想过承担责任，却口口声声教训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虽然荒唐与无耻至极，却又是真实的国际丛林逻辑！

　　正因为这些原因，任先生对通过国际金融多边组织解决困局并不乐观，他认为推行改革的一个重要阻力就是大国利益主义。这种局面还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再次出现另一个会损害主要大国国家利益的金融危机时，才会有一个符合全球利益及意义深远的改革。

　　任先生对大国利益主义对全球金融的危害之说可谓一针见血，但他寄望另一次金融危机会让美国改弦更张，我则不敢苟同。我认为，美国的法律、政治制度格局和华尔街利益的巨大影响力决定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主义会一条道走到黑的。2008金融海啸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但华尔街和美国政策当局并未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依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重蹈覆辙。当今重要的是我们应认清方向，不要成为美国金融规则的牺牲者。

　　任先生在讲到形成这种困局的另一方面原因时引用了沈联涛先生的一段话：在全球市场中没有人将市场视为一个整体，也没有人追踪市场、机构及产品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当流动资金、杠杆效应、贪婪与恐惧这些因素聚集一起时，便引发一场完美的金融风暴。

　　因此我们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时，一定要高度重视金融全球化对我们金融主权的冲击与危害，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无视规律事实，不承认我们在金融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欠缺，不能不对给中国制造金融危机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最有效的一环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

　　毫无疑问，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市场中，政府有没有一席之地，扮演何种角色？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政策选项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任先生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在引导经济资源的运用以促进经济效益方面，远比依赖政府官员来得有效。香港金管局一向的态度是与银行业保持合作的伙伴关系，并明白经营银行业务的是银行而非监管机构，因此完全由银行自行作出商业决定。但是，自由竞争的好处并不是绝对的，对于“盲目竞争”或“割喉式竞争”，需要政府加以监管，以保障或促进公众利益。

　　任先生亦指出，自由市场是有可能失效的。首先，自由市场理论是有很多假设条件的。一是自由市场的供求双方都是由大量承价人组成的，他们行动独立，无法左右市场的价格水平；二是影响市场的资讯都可自由并及时取得；三是供求双方对价格变化会有及时反应；四是市场买卖的产品划一等等。但是这些假设并不一定存在于现实世界，这些假设只会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市场兑现，每个市场都有各自偏离假设的地方，完美的市场在现实世界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其次，自由市场失效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风险的不可估性。根据以往的市场涨幅计算的风险参数，以及为承担市场风险而设计的风险管理工具往往不够。在金融风暴中市场人士所蒙受的损失，会远高于风险管理模型在最严峻的假设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数字。

　　第三，无论是内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无论是公营部门或私营部门，都存在着更多为中介机构的利益而不是为公众利益而运作的现象。正因为有这种利益冲突，自由市场会被自由操控，加上资讯科技与衍生品的发展使得系统性风险更容易发生，说明放纵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在货币及金融领域里，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例如，外汇市场在完全自由操作的情况下，能否有效率地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是存在很大疑问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不越俎代庖的前提下加强监管，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建立危机应变机制，为金融发展创造条件，包括加强金融基建。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放任市场随兴自由发展，纵容市场破坏资源配置，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政府责任。高度自由的香港金融市场的有关人士和监管者，从市场实践和经验教训中深切体会到政府在市场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又深深地感受到在自由且开放的市场框架下政府角色的局限。因此，我们应该在尊重市场、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制度优势（任先生在书中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策传导机制表示了羡慕，认为这个机制的效率明显比西方国家经济的政策传导机制优秀），除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建立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和促进金融基本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遏制金融自我服务的利润与薪酬冲动。

　　金融创新与风险

　　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尔街在“创新”的旗帜之下不断花样翻新，创造出了大量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金融衍生品。但是，这些新玩意儿一是为谁服务？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为投资者还是为了金融业的利润提升？二是金融创新是对冲风险还是制造风险？至今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结论，遗憾的是在我国金融界竟然形成了危险的“华尔街共识”。

　　任志刚先生作为一位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暴，与金融大鳄交锋搏杀过的过来人，对金融“创新”有其深刻、清醒的认识。

　　他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金融似乎产生了自己的生命，渐渐将金融中介机构的私利置于为经济服务的公利之上。这些金融中介机构巧妙地透过所谓金融创新的方式，利用复杂的金融安排来设计一些结构性金融产品，表面上产生了降低中介成本的假象。这些金融产品当时的确能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甚至为信誉不佳的借款人提供获得低廉资金的途径，但这种反常规的现象当然是无法持续的，唯一可以实现的只能是金融机构的丰厚利润和管理层的巨额花红。

　　他说，虽然金融创新备受质疑，但在自由市场的推波助澜下，加上金融中介机构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监管当局，直接影响了金融监管的范围及形式，因而产生了许多未知的金融创新风险，而这些风险大多充斥于发起金融创新的已发展市场，最后触发一场金融危机。在“审判日”来临时，相比已经把大部分利润及花红收入囊中的金融中介机构，遗憾的是投资者及集资者要承担更大的恶果。投资者损失惨重，而借款人再无融资途径。换言之，金融中介成本急剧攀升，令经济陷入困境。在这里，任先生有一句一语中的、直指要害的话，道出金融中介利润花红的天机：爆发危机后暴涨的中介成本，实际上是包含了危机之前金融中介机构已经落袋为安的超级利润和花红，就好像是将中介成本来一个时空转移一样。

　　任先生认为，虽然理论上金融创新即衍生工具有稳定市场的作用，但这些作用往往不明显，衍生工具反而喧宾夺主，并为金融稳定埋下隐患，声称为促进金融效率但实质为金融中介机构赚取短期利润而设的金融创新，最后必定引发金融危机。

　　对于新兴市场的所谓金融创新，任先生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说，在一些情况下，有关当局也难辞其咎，以为依样画葫芦地跟随其他地区的金融发展措施，便可以得到国际金融中心的“美誉”。基于“人有我有”的心态而推出金融衍生工具，却忽略了发展基本的资金融通渠道，提高资金融通效率。我们应该避免受到利用金融创新之名，为求获得巨额利益之实的人士所影响。要明白虽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金融是为现代经济服务的，而不是现代经济为金融服务，不应盲目地为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

　　任先生的这段话，不知道批评的是谁，但我们不妨对号入座，照照镜子。就以这一段时间国内金融市场如火如荼的资产证券化为例来说，虽说资产证券化能释放出来一些流动性，但解决不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犹如饮鸩止渴，会酿成大祸的。在谈到美国的次级按揭问题时，任先生就指出金融体系透过证券化转移风险，赚取收费及向更多按揭借款人推销其他银行业务，会对货币及金融稳定构成风险。原因是证券化一方面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信用质素不再需要关心；另一方面令人无法知道风险存在于哪里、由谁承担、有否得到妥善管理，以及风险一旦恶化至超出预期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始于次贷即资产证券化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犹音在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就这么好，愣是不信邪，执迷不悟，非重蹈美国人覆辙不可！

　　任志刚先生忧心忡忡地指出，对于金融中介机构为实现利润及花红最大化的私营利益，与透过高效金融中介活动支持经济发展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妥善处理，才能够可持续地维持金融稳定。然而，纵观全球各地金融体制的管治安排，却没有特别关注此冲突，更遑论制定处理冲突的策略。

　　任先生的这段话是在给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敲响了警钟。正如他所说虽然美国等国家已颁布新法禁止银行进行自营交易，但金融中介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仍非常巨大，他们的贪婪应会继续主导金融业的发展。

　　美国人要一条道走到黑我们管不了，问题是我们中国金融界，特别是我们决策者要头脑清醒，把握方向，不要被利益集团误导或绑架。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把中国金融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

　　我们今天都喜欢讲“改革红利”，但是要想享用改革红利，首先要把握改革方向，在金融改革领域，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金融“创新”。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当今国际流行的所谓“金融创新”不仅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提高经济运行成本，损害经济运行效率的病根。金融“创新”从一开始，其动机和结果就是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红利，我们期盼“改革红利”，但是怎么改？改出来的是谁的“红利”却一定要清醒！

　　资本账户开放的策略把握

　　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是大势所趋，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安排、策略选择，特别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判断、政策把握、进出方式等等则尤为重要，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国家利益，更与我们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任志刚先生多年来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一直很关注，也十分热心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垫服务。由于其长期浸淫于自由市场的环境之中，又曾遭遇过金融大鳄的狙击，深谙开放市场的脆弱，因此对内地市场的金融开放也不无担心。

　　在谈到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时，他指出，在国际资金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外汇市场的能量是足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金融震荡，甚至是金融系统崩溃。因此，那些正在参与推行全球化的国家，在实行金融改革与自由化举措时，都有考虑建立合适的保护措施，以抵抗货币及金融不稳。事实上，现时国际的讨论已再次提及适当的国际资金流动控制及密切监察的好处，而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兑换已不再被视为最理想的模式。另外，捍卫当地金融体系免受外国金融震荡的冲击已成为不少国家的首要任务。

　　鉴于此，任先生在衡量过全无约束的自由兑换对货币及金融所带来的风险后，他认为中国应争取人民币可兑换而非自由兑换。也就是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界定的所有国际经常账户及资本账户项目的要求，人民币是可兑换的，但要设立申请及审批机制、视乎情况制定适当条件且要求呈交资料以作审查，并行使保留权对于未达到条件要求者不批准其兑换申请，以及对违反相关规定者进行适当的制裁。他表示，此机制似乎十分繁琐，但他认为实行审慎的风险管理十分必要，因为可确保外汇市场上涉及人民币兑换的活动尽可能反映经济基本因素，而不会损害货币及金融稳定性。他进一步指出，依赖在外汇市场的自由兑换以准确地发现本地货币兑外币的价格并不安全可靠：因为超过95%的外汇市场活动反映的是投机性交易，有些甚至是一些狙击性买卖，这些活动往往导致汇率大幅波动，损害货币及金融稳定，并不利于准确的价格发现，帮助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

　　很难想象这些话是出自金融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被国际誉为杰出中央银行家的任志刚之口！但这正是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的香港市场遭受金融大鳄攻击有过切肤之痛经验，并深感维护金融稳定极为不易的监管者对我们的肺腑建议，其真知灼见难能可贵！实践出真知！这些痛苦的实践经验正是我们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从业者、监管者和决策者都欠缺的！但愿我们永远没有这种经验，但前提是我们要高度正视别人的宝贵经验，防患于未然！

　　因此，我还是希望有关当局在金融改革开放问题上保持清醒、深刻，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辨明方向，小心实施，让金融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坚持简单哲学，不要在金融领域玩创新花样，千万不要在我们手里搞乱了金融，颠覆祖国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