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画坛，崔子范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写意绘画大家。他的花鸟画有深厚的传统功力，有热烈、饱满的感情，有动人的生活情趣，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有鲜明的个性面貌。他的作品气势大而有精神内涵，语言简练而含意深刻。他在立足于生活、扎根于传统、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追求的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在当今中国画坛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

　　崔子范（1915-2011），山东省莱阳县(现山东省莱西市)人，学名崔尚治，读中学时更名崔子范。1935年20岁时，他有幸结识兖州一家乡村师范美术教师小写意花鸟画家张子莲先生，这位毕业于上海美专、又曾受过吴昌硕教诲的画家，可以说是崔子范的启蒙老师。正是从他那里，崔子范最早领略到传统花鸟画的奥妙。但崔子范走上艺途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1937年在国家危难的关头，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高级党校学习，开始了他漫长的革命生涯和担负行政工作的经历。其间，曾先后担任山东省胶东区南海专员公署副专员、北京医院政委、国务院城市建设部勘察测量局局长等职务。在战争年代和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期间，他虽无暇动笔作画，但仍心仪丹青，他或抽闲观摩古画，或在心中作画。此外，战争生涯和革命工作经历，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和群众，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这对他认识历史和社会、体验人生、理解艺术的真谛均有莫大的帮助。进入北京后，崔子范稍有宽裕时间就兼顾绘画和接触画界人士。

　　1951年秋，他经知名裱画师傅刘金涛先生介绍，拜见了年届87岁的齐白石老先生。这次与齐白石的见面，是他一生艺术路程中的重要事件，促使他决心献身绘画事业，并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因为在崔子范的写意风格尚未成熟、对自己未来的艺术道路尚缺乏足够的信心时，白石老人叮嘱他说：“你的画不错，是真大写意，一定要画下去。”白石大师对他的绘画作品的指点和鼓励，使崔子范终身难忘。每当他的绘画作风受到别人非议时，白石老人的话便在他耳边响起，从而满怀信心地继续自己的探索之路。

　　1956年，崔子范被任命为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副院长，他感受到“归队”的喜悦。虽然仍担负院里的行政工作，但毕竟可以开始认真钻研他心爱的花鸟画创作了。崔子范的创作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在文革之后。为庆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他用淡墨画了一大竹篓，下方用浓墨涂抹出四只横行的螃蟹，题诗为“小园花色尽堪夸，今岁端阳得在家。却笑老夫无处躲，人皆寻我画蛤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77年，美术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迎春画展。他创作的《枯木逢春》和《松柏长青》参加展出，用自己的画笔写出当时中国人民从劫难中获得新生的喜悦之情，表达他对祖国光辉前程的衷心祝福。美术界的有识之士在崔子范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位在笔墨、章法、立意和境界上均有杰出表现的艺术革新家。大概也正是这些不凡的表现，使一些习惯于墨守成规的人们产生疑问：大写意花鸟能有这样的画法?面对赞扬和批评，崔子范心态平和，从容对待。他对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毫不动摇，这当中既有齐白石老人对他艺术语言肯定的影响，更与他从艺术创作中获得的经验和体悟密切相关。崔子范在艰苦艺术实践的同时，深入研究画法、画理，思考和领悟绘画规律和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原理。他认识到，绘画创作有法可循，“法”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掌握了“法”方能入门，但前人之法只能给后人以启发，不是终极目标。只有从有法步入无法，在无法中创造符合艺术规律的新法，才是真正的艺术创新之路。崔子范的花鸟画艺术，从齐白石、朱屺瞻直追八大、青藤，广泛学习各家之长，但绝不重复前人。他牢记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名言。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他把批评变成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以自勉：“蹉跎岁月六十年，虚度时光汗满颜。肖今仍有凌云志，不攀高峰心不甘。”

　　从那时起，崔子范确实在一步一步地攀登艺术高峰。他开始自觉地关注绘画形式语言的美感，深知缺乏笔墨和意境的国画，是没有任何艺术感染力的。这期间，他更精心钻研中国画的用笔用墨，体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他努力在自己的艺术语言中传达社会意义和人文情怀。他对疮痍满目旧中国的回忆，他们一家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革命年代难忘的艰苦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蓬勃发展的景象，文革期间的灾难，改革开放新时期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他心中交织成一幅幅人生图画，成为他宝贵的精神财富，激起他作为艺术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从这些生活经历的体会中引发和提炼而成的：其中有为纪念他敬重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而创作的《松柏长青》;有以一排排挺拔的红高梁象征革命时期人民用来掩护自己的“青纱帐”的《艰苦岁月》;有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创作的《芦塘枪声》。在《芦塘枪声》画面上被枪声惊起的野鸭，表现了画家对战争年代家中八口亲人被反动派杀害的控诉;而《六合同春》中相互盼顾、齐头并进的仙鹤，则表达了他对社会和谐、人民团结的赞美。这些作品中含蓄而富有激情的艺术语言，在美术界引起广泛反响。1986年，他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了大型个展，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何海霞、张仃等有很高造诣的大艺术家对他的探索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十分赞赏崔子范对生活真挚的爱和对艺术的真诚，感佩他的创新胆识和勇气。

　　崔子范善于继承传统花鸟画的写意精神，大胆从民间艺术中吸收夸张的造型和亮丽的色彩，从生活中发掘和提炼美感，在表现手法上敢于突破程式，用粗犷有力的线和大的块面，组合成有构成意味的画面。艺术语言单纯、整体，释放出强烈的视觉感染力，是崔子范花鸟画的显著特色。他认为，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画风、笔墨、色彩应该强烈些，才能表现时代的精神和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他用粗实有力的笔线和浓墨浓彩突出他表现的物象，予人以鲜明的视觉效果。他颇有创意地解决墨与色的有机融合，有时以墨为主，辅以鲜艳的色彩;有时色彩占主要位置，用墨色相衬。在色彩关系上，他敢于用对比色，由于处理得当，画面显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气和装饰感。1994年他将自己的精品122件捐赠中国美术馆，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嘉奖。同年，崔子范艺术馆在山东省青岛市落成，这里成为永久陈列他的主要作品和他所收藏的历代名家珍品的场所。

　　对自己的艺术成就，崔子范始终保持着平常的心态。正当他的名声享誉画坛之际，他逐渐远离喧闹的北京，避开各种繁杂的应酬，长期居住在他热爱的故乡莱西，潜心进行艺术创作。2004年，他回顾这段生活时写道：“重返故乡二十年，狠抓创作未偷闲。而今仍恨无高艺，还需师学朱屺瞻。”这段期间，崔子范的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在题材内容上他多取故乡的花鸟草木，寄托他深厚的乡情。在绘画语言上，他更加自由随意、粗犷质朴、天真稚拙，更舒畅淋漓地写自己的心性和理想，这见于他的作品《鱼乐人更乐》、《稻谷年丰鱼鸭贱》、《春来冬去渡时光》、《北国初春》、《三秋佳色》、《山乡秋收忙》、《枫林晚》等。与此同时，他仍十分关心国家的伟大变革进程，他的作品如《满堂红》、《和平盛世民富国强》、《寥廓江天万里霜》、《大千世界》等，都是他有感于国家大事，抒发内心激情和乐观主义胸怀的佳作。

　　崔子范的大写意花鸟画丰富了我国现代中国画艺术的宝库，他的探索和革新精神对同时代和未来艺术家们都有启示意义。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