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生芳，没有姐妹，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五。

　　高考时，柴生芳是庆阳地区的文科状元；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他先是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后来在定西担任县级领导职务。

　　作为庆阳市宁县南义乡北庄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柴生芳这些耀眼的“光环”，在82岁的老父亲眼里，在兄弟乃至整个家族的心目中，一直是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虽然，他的家人没沾过他啥光。

　　“他，堂堂正正，从没凭关系给兄弟们办过一件事”

　　去年，四哥柴生军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想让柴生芳帮着找份工作。可柴生芳的回答是，让孩子去考公务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今，这个孩子在打工。

　　对柴生芳的这一做法，柴生军早有思想准备。

　　二哥的女儿、三哥的儿子，这两年纷纷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均没找到正式工作，柴生芳也都没管过。

　　柴生军说，柴生芳的口头禅是，“做人得靠自己奋斗，不要靠别人。”

　　不光是不管侄子们的工作，柴生芳的二哥、三哥、六弟至今都在家里务农。柴生芳在定西担任县级领导职务后，家里人也曾和他商量，看能否帮他们找个零工。

　　柴生芳拒绝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柴生芳认识老家宁县乃至庆阳市的一些领导。前几年，四嫂因为工作上的一件事情，想让柴生芳给县领导打个招呼、说个情。

　　柴生芳没有答应。

　　“他，堂堂正正，从没凭关系给兄弟们办过一件事。”柴生军很理解柴生芳的所作所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直不愿意给组织和其他人添麻烦，一切都得按原则办事。跑关系、走后门，在他心目中，没门！”

　　2011年，柴生芳在安定区任区委常委、副区长时，他的宝贝女儿甜甜诞生了。42岁得女，喜出望外的柴生芳趁一个周末，在兰州为“千金”办了“满月酒”。

　　那会儿，还没有中央八项规定，可柴生芳只请了几桌亲朋好友，也没请包括司机、秘书在内的安定区政府办身边工作人员。区里有几位政府部门的局长闻讯后，专程赶到兰州，要来参加。电话这头的柴生芳没有应允。

　　当时，柴生军忍不住与柴生芳发生了争执，他觉得五弟处理问题太不“艺术”了。“人家已经到兰州了，也是想表达一份心意。你这样拒绝，真没人情味。”他对柴生芳说。（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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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生芳笑着解释说，上班后一定请他们。后来，柴生军了解到，这件事再没下文。

　　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柴生军情不自禁地对五弟表达了钦佩之情：“事实证明，还是你书念得多，道理懂得多，事情看得远。你当初的这一做法，完全正确。”

　　“人总要有一种理想信念，只要正确，就应该坚持。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我们国家肯定会风清气正。”柴生芳赞同地说。

　　柴生军记得，五弟一直很反感现在是“金钱社会”这种观点。“他经常说，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精神层面最重要，诚心最能打动人。”

　　“他，确实是想为人民干点事”

　　有时，柴生军也会想，是不是念书将自己这个兄弟念“傻”了？

　　上学时，柴生军比柴生芳高两级。求学路上，他们一直结伴而行。在他的记忆中，柴生芳一直酷爱学习。

　　他们的父母靠务农养活6个儿子，家中生活极为贫寒。为了供孩子们上学，父母曾经将贷来的养牛款、养羊款，挪做他们的学费。

　　柴生芳读书很争气。

　　上世纪70年代，柴生芳上小学时，煤油每月限量供应，晚上家里照明都成问题。可他总会趁父母睡着时，偷偷地将煤油灯点着看书。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次骂，哭了多少回鼻子；

　　上学时，柴生芳如果起床迟了，会嫌父母没有及时叫醒他，抓起书包就赶紧往学校跑；

　　放学途中，他嘴里常念念有词，有时会猛地蹲下来，在乡间小路厚厚的溏土层上写写画画；

　　出去割草，他经常看书入了迷，提个空荡荡的筐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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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中时，他们家离宁县二中有20公里。哥俩合骑一辆破自行车，艰难地在山路上跋涉着……

　　那时，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去学校时，母亲会为他们各烙6个大大的锅盔，再带点咸菜，当做一周的伙食。每次吃饭时，馍馍用开水一泡，就是一顿。到了夏天，一到星期四，馍馍就有点馊了，亦是如此。

　　但，这阻挡不了柴生芳如饥似渴的求学道路。

　　1986年，柴生芳以庆阳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年数学、英语几乎是满分。

　　后来，他又取得了日本国立神户大学艺术史学硕士和文化结构博士学位。

　　正因为他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十多年来，身为大哥的柴生龙一直不赞成柴生芳“从政”。

　　“搞研究多好！单纯，也有成绩。当再大官有啥用？”2002年，柴生芳回国后，决定到甘肃省委办公厅工作，柴生龙非常不理解弟弟这一举动。

　　“朝里有人才好做官，咱们毕竟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大柴生芳18岁的柴生龙，以“过来人”的身份，苦口婆心不知劝了五弟多少回。为了让五弟回到曾经供职的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不要浪费专业才能，身在嘉峪关铁路局工作的他还动员兰州的几位朋友当“说客”，可柴生芳仍然坚持他的抉择。

　　2006年，当柴生芳选择到基层去工作时，他更无法理解。“待在机关轻松，干吗要到基层去？”他劝柴生芳。

　　“你不了解我，我有我的想法。”面对柴生芳的回答，柴生龙很是无奈。他知道，他的这个弟弟，只要认准的事，就不回头。其实，他也知道，柴生芳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为人民做点事。

　　对于弟弟的做法，柴生龙只能尊重。但身为大哥，面对这些年官场的腐败现象，他知道自己的责任。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占公家的一分便宜。”柴生龙对柴生芳告诫道。每隔两三个月，他都会给柴生芳编条短信，摘录些“警钟长鸣”的例子，或者编写几句——“根入大地稳如磐，枝刺青天直似剑。身正岂容影子斜，心公方能论长短。”这首题为《树》的小诗，就是他去年六七月间写的。

　　“老百姓的儿子，一定要给老百姓办点事。咱们家几辈子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当官的，别给家门抹黑！我们一家人盼望你平安、清廉。”老父亲也常叮嘱柴生芳。为了支持柴生芳的工作，老人每次从老家宁县来兰州，都宁愿坐近十个小时的大巴颠簸着进城，从没想过让儿子派车接送。

　　老人在老家住的房子，仍然是30年前修的。有时，雨下得一大，还要拿脸盆接雨。乡下的亲戚、朋友来时，都会感叹：“这是县长的家吗？”

　　因此，每次收到大哥的短信后，好胜心很强的柴生芳都会对媳妇抱怨：“这事还用大哥提醒，我知道怎么做人。”

　　直到最近，柴生龙才明白了五弟这句话的底气。

　　8月15日，噩耗传来。当他强忍着悲痛从嘉峪关赶到临洮时，眼前的一切，打破了他对“县长”优越生活的想象：一间摆在办公室里的单人床，几件旧衣服，仅有的两双鞋，破了个大洞的袜子，唯独不显“寒酸”的，是30本记录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志。

　　3天后，柴生芳的遗体被送往定西火化。成千上万的乡亲自发赶来，送柴生芳“上路”。此情此景，令柴生龙终于理解了五弟当初的选择。“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能做到这点，他，确实是想为人民干点事。”柴生龙对记者说。

　　“他走了，像我们的精神支柱倒了一样”

　　柴生芳虽然没有为亲人们谋过什么利益，甚至几年回不了老家一次，但他有自己报答亲恩的方式——关心、帮扶家族的下一代刻苦读书，鼓励他们积极进取。

　　“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非常紧。”柴生芳二哥的儿子柴裕红告诉记者，“他常给我们说，农村出来的孩子，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2000年，柴裕红高考发挥很不理想，成了甘肃政法学院的一名专科生。柴生芳便一直督促他加油往前赶，一定要专升本。

　　2005年，柴裕红本科毕业后，本来打算找工作。可柴生芳建议他出国留学，“不要满足于眼前，要敢于超越自己，年轻人应该闯出一片天。”

　　在此之前，除了高一到北京动过一次手术外，柴裕红可以说没踏出过甘肃省一步。2006年3月，在柴生芳的牵线搭桥下，一句日语都不会说的他，和堂弟，也就是柴生芳三哥的儿子，搭伴到日本留学。

　　柴生芳将自己留学期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20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近1.6万元），悉数给了两人，一人分了一半。

　　到了日本后，柴裕红才知道，五叔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在日本，读个博士学位，一般得3到7年，3年正常毕业就很不错了。可柴生芳只花了两年工夫，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一提及柴生芳，他的导师、著名敦煌学家百桥明穗先生就非常骄傲。他常对其他学生讲，这个勤奋的中国留学生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是极其罕见的。

　　虽然有五叔这个榜样，但面对艰辛的留学生活，难啃的研究生课程，2009年，柴裕红很彷徨，将来毕业后，到底是读博士，还是回国找工作？

　　“好不容易出去了，就得把博士文凭拿回来。”柴生芳的回答斩钉截铁。

　　读博期间，在上了一年后，柴裕红又打退堂鼓了。又是柴生芳给他鼓劲，让他再苦再累也得坚持。“做人，眼光得长远点。”

　　在经过3年的认真学习后，今年，柴裕红和五叔一样，拿到了日本神户大学的博士学位，只不过，他研究的是国际法。

　　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他的眼前，是在日本找工作，还是回国到沿海发达地方发展？当时，汕头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都有意向要他。他的朋友也劝他，到深圳、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去。

　　可柴生芳给他的建议是，让他和自己当年一样，回到甘肃来，不要随波逐流。

　　“你一直闯荡在外，对父母和家庭什么都没做。”1995年，柴生芳的母亲在61岁时就早逝了。他以此为例，劝侄子回来。同时，他还让侄子将积累下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专家资源带回到甘肃的大学来。“这对家乡的发展非常有益。”

　　柴裕红听了五叔的话。如今，他成了兰州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五叔文凭高，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家里人有啥不懂都问他。”柴裕红说，“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一辈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是我们的引路人。他走了，真是感到像我们的精神支柱倒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