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论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还是亚太，其都会内心充满焦虑

　　文/田文林

　　近些年，美国不断加大中东战略收缩，同时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然而，中东热点问题频发，令美国的战略部署一波三折。尤其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将整个中东搅得鸡犬不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无疑给美国出了个大难题，美国明显到了是“中东收缩”，还是“重返中东”的重新抉择的十字路口。

　　美国的全球霸权梦

　　始于中东，也熄灭于中东

　　中东地缘与资源“合二为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从地缘角度看，中东是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地带；从资源禀赋看，中东是国际最主要的能源供应中心。与此同时，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体系，其内部矛盾重重，难以自行排解各种问题，有时甚至主动求助于外部支持，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折冲樽俎提供历史契机。巨大的战略回报与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结合，诱使外部大国竞相进入该地区，并将其作为归属未定的霸权名利场。尼克松就曾说过，“‘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对美国来说，控制中东一直是其全球称霸的重要一环。而且，美国实力越是接近巅峰，控制中东的欲望就越强烈。冷战时期，美国由于顾忌苏联掣肘，不可能在中东全力投入，其政策主导面是促进和维护该地区稳定。在国家层面，推行“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东内部事务；在地区层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势政策，使美国可以用有限的力量，防止该地区出现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性大圈。这种不乏实用主义色彩的政策，很大程度沿袭了老英国的外交精髓，使美国在中东这一最为复杂敏感的地区，较为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利益，并保持了一定的战略灵活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也日趋膨胀。而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正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场战争。此后，美国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动一场地区战争，仗越打越顺，心态却越来越浮，全球称霸的野心更是日益膨胀。“9·11”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以此为借口，彻底改变美国以往现实主义为底色的政策，转而在中东推行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政策：一是通过发动“反恐战争”，用武力手段在中东推行政权更替；二是对亲美国家推行“民主改造”，直接插手中东国家的内政。但这种政策造成两大问题：一是接连发动战争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争成为消耗美国国力的“地缘政治黑洞”；二是黩武战争使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遭到极大破坏，美国在中东的夙敌由此“相对崛起”；三是美国推动“民主改造”使伊拉克等国出现教派矛盾升温、安全局势恶化等一系列治理难题。

　　在历史上，美国经济繁荣乃至霸权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与对外战争的胜利分不开的。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并最终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战争失败(如越战)则会使其经济迅速衰退，并使国力下降。“胜利—增长”和“失败—衰退”已成为考察美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基本线索。而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使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美国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并出现了增长放慢、美元贬值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全球霸权由盛转衰。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美国在中东铩羽而归，使其独霸世界的单极世界梦由此日益熄灭，不得不考虑从中东泥潭脱身。

　　想要撤离不容易：

　　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引发新问题

　　事实上，从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就出现中东战略收缩的迹象。当时，小布什向尼克松时期的高层智囊基辛格请教，是“尼克松主义”抬头的先兆；撤换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是政策转折的风向标，这与美国当年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异曲同工；将伊拉克安全部队推向前线，实行“伊人治伊”，这与当初在越南战争中推行“越南化”政策如出一辙。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战略收缩的幅度更趋加大：2009年6月初，奥巴马在开罗发表缓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演讲，完全可与1969年尼克松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比拟。

　　数年来，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反恐调门，并在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准备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二是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美国虽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策动政权更替，但主要采取经济制裁、资助反对派等“文斗”方式，拒绝直接军事介入。如2013年8月叙化武事件曝光后，奥巴马无视“使用化武就动武”的承诺和盟友怂恿，接受了“化武换和平”方案。三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不顾地区盟友反对，积极回应鲁哈尼“魅力攻势”。两国总统最终实现首次通信、首次通话，僵持十年多的伊核危机首次出现降温趋势，各方先是于2013年11月24日达成初步协议，2014年2月又启动一揽子解决核问题的直接谈判。

　　美国独霸中东固然是导致中东动荡的渊薮，但中东已出现“功能紊乱”，美国在此关键时刻加速从中东收缩，使中东出现极大的“不适应症”，各种新旧矛盾日趋迸发。

　　一是教派冲突矛盾日趋公开化。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间虽然有矛盾，但长期处于“潜伏期”。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矛盾被明显“激活”，叙利亚内战升温使该国成为教派矛盾的“辐射源”，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以及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都将叙利亚视为主要竞技场。伊拉克教派矛盾本就十分突出，而2014年6月“伊斯兰国”搅局，使该国教派矛盾更加激化。而叙伊两国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地区辐射效应明显。中东各国大多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杂居，如果任由中东教派矛盾升温，将会使这些国家内耗加剧甚至元气大伤，并对地区和整个世界构成持续威胁。

　　二是极端恐怖势力空前壮大。美国撤军和中东剧变，使地区权力真空增多，持续十年的反恐战争功亏一篑，此前一度收敛的恐怖主义势力重新壮大。一方面，过去鲜少恐怖活动的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天堂”。叙利亚由“和平绿洲”变成“全球圣战”的大本营；利比亚极端势力渐成气候，“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死灰复燃，并涌现出不少新的极端组织；埃及变局后，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纷纷回国，境内被关押的伊斯兰分子也恢复自由，该国恐怖袭击增多。另一方面，也门、伊拉克等国恐情更加严峻。尤其是“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并公开“建国”，意味该国反恐形势已经从量变演变到质变阶段。

　　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日趋明显。当前中东地缘版图主要是当年英法殖民者为“委任统治”而人为划定的，各国内部部族、教派、民族矛盾突出，地区秩序基础并不牢固。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强人政权纷纷被推翻或遭削弱，致使潜在的部族、民族矛盾公开化，促使分离主义抬头。也门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北部胡塞武装拥兵自重。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日趋分裂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要求实现联邦制等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强。伊拉克局势在伊战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之间的教派矛盾日趋升温，使该国一分为三可能性日增。这种地缘分裂苗头，无疑是导致中东局势动荡长期化的祸根。

　　而2014年6月以来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则是这种动荡源的总代表，而该组织的兴起与美国战略收缩政策直接相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此前在美国和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下，本已元气大伤，42位高级领导人中有34人被杀或被擒。但美国撤军使其重新壮大起来。2014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认为，如果美军没有在2011年全部撤出伊拉克，ISIS就不会占领伊拉克中部，马利基政府和逊尼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就不会日益加剧。

　　“战略收缩”还是“重返中东”

　　美国处在两难境地

　　当前，美国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花大力气搞好国内经济，同时还要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传统安全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兴趣”日趋下降，中东战略收缩步伐不断加快。但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前提，是中东局势不失控，尤其不能威胁美国的利益和安全。2013年七八月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受命谋划美国未来中东政策。赖斯等认为，美国应避免让中东热点事件左右美国外交议程，除非出现美国盟友遭入侵、石油供应中断，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否则美国将避免在中东使用武力。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前中东日趋陷入大乱局：利比亚陷入混战、埃及转型艰难、叙利亚内战僵持、伊拉克濒临崩溃、巴以冲突难以平息、伊核谈判迟迟难以突破。所有这些，都迫使美国不得不时时“牵挂中东”，难以安心进行战略收缩。尤其是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其政策血腥极端，战斗力强大，攻击方向飘忽不定，且政治野心极大，宣称将建立地跨西亚北非的“哈里发帝国”。“伊斯兰国”的膨胀和扩张态势，不仅威胁伊朗、叙利亚等美国的地区对手，也威胁沙特、约旦等美国的中东盟友。而该组织近期斩首美国记者，以及此前扬言血洗美国，意味着该组织对美国公民和本土安全也在构成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8月以来，美国开始对该组织持续发动空袭。

　　中东坏消息不断，令美国决策者面临艰难抉择：继续坚持战略收缩，容忍“伊斯兰国”壮大；还是加大重返中东，全力围剿伊斯兰极端势力。在特定时空内，美国不可能驻足东亚与西亚两个“战略重心”，没有能力在应对中国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应对来自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这种“选边”对美国无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事实上，无论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还是亚太，其都会内心充满焦虑，担忧其认定的另一个威胁源头进一步壮大。这种“按倒葫芦起来瓢”的战略窘境，归根到底是美国咎由自取的结果。(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