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胡同，50多个人物，市井烟火与时代洪流交缠萦绕，个人的悲喜与文化的痛楚相互映照。这就是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他用其一贯的细腻笔触与悲悯情怀，塑造出力透纸背的抗战众生相，并透过这些人物，叙述了一部民族的痛史，凝练成对传统文化的透彻观察。

　　当文化与战争“同堂”，“四世”不再仅仅标明一个家族的断代，也是在战争的视域里重新观照传统文化的“四重维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深厚且滞重的，当面临剧烈的外界冲突时，有动摇、有觉醒，但同时也有犹疑、有被动。

　　作为父亲的祁天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是传统的“老中国的儿女”，一辈子委曲求全，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抗战一爆发，他变得不知所措。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承受生活的磨难和旁人的刁难，但是不能忍受对自己人格的作践。最终，他由于受到日本人的“游街”侮辱而投河自尽。终究，他是为了一口气而活着，而这口气要是没了，他这个人也就无法立于天地间。这口气，联系着的依然是尊严、自重、气节等。只是在祁天佑的话语体系里，他更习惯把它称为“体面”。大哥祁瑞宣也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员，不愿当亡国奴，心痛大好河山被占领，但作为一个大家庭里的长孙，他还要考虑一大家子人的安危和生计。他知道自己没法走出家门，但支持弟弟去抗日，他对弟弟说，“你去尽忠，我来尽孝”，半是激励半是无奈。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着不少投机主义的劣根性，《四世同堂》中，也有着对这一类人的深刻嘲讽与否定。

　　二哥祁瑞丰贪图享受，一直都想谋个官职当当，为此不惜多方钻营。在这样一个性格支点下，他一步步走上汉奸的道路，也就并不奇怪了。小说中也不乏告密者、为虎作伥者、狐假虎威者，等等。对于这些民族败类的描写，正是老舍力图展现出的复杂而惊心动魄的抗战历程。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都显得极为幼稚。这一场抗战确实是“持久战”，也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洋溢着世俗风情的，但就是这“俗”里，既有蛮荒的恶，又有深厚的仁爱。这也是老舍的作品向来着墨的重点。

　　在《四世同堂》的抗战群像里，有许多让人动容的小人物：拉洋车的、剃头的、搬运苦力……他们看似三教九流，却有着底层人民的原始强力和最朴素的家国观。他们在乱世里要讨生活，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们的屈服侵略者的理由。即使是方六，一个逗人开心的相声艺人，在天桥挣几个铜子儿时，他还时常把时事材料“现挂”到相声段子里去，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

　　终于，抗战胜利了，小羊圈胡同里的民众忍受了8年的屈辱，似乎在找一个出口宣泄胜利。他们想到的是胡同里还住着一个日本老太婆，他们要去给她点颜色看看。这时，祁瑞宣毫不迟疑地站出来制止，他“猛然站起，一步跨到日本老太婆和大家中间。他的脸煞白，眼睛闪着光。他挺起胸膛，人仿佛忽地拔高了不少。他照平常那样和气，可是态度坚决地问道：‘你们打算干什么？’谁也没敢回答，连方六也没作声。……‘你们打算先揍这个老太婆一顿吗？’”瑞宣的挺身而出，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义、善良。他受够了被欺压的苦，不想对一个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种不断循环的互惩模式只会将人类推入更深的灾难之中。

　　一边是几千年的厚重传统，一边是包括战争在内的新的历史时代的巨大冲击，传统文化如何拾起自信继续前行，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着力探讨的问题，这就是文化的“新生”。

　　三弟祁瑞全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他有理想、有热情，也有行动力。北平一沦陷，他就走出家门，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一定意义上讲，祁瑞全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他身上的青春、热血、向上、自信，让人感到振奋，也让人看到民族的希望。

　　而小说塑造的另一个传统文人钱默吟，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隐喻。战前，钱默吟“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是一个具有十足士大夫情调的时代落伍者。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似乎永远那么悠闲，不争不抢，不焦不躁。然而，北平一沦陷，他就觉得他的魂没了。他能做的，就是为他的国而振作。钱默吟经历着一场蜕变，他从“隐士”逐渐变成了“勇士”，而这种“士”是可杀不可辱的。他接受的更多精神资源还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突进而变得一文不值，它在新的时代里裹挟着新的内容，进入了钱默吟以及千千万中国有志之士的性格重构和情感逻辑里。正是他们，带领这个古老的国家奋力突围，直至翻开新的历史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