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初到1942年末，日军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特别是1942年，是晋察冀军区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1000人以上兵力的“扫荡”70多次，其中50000人以上的“扫荡”15次，最后发展到依托铁路、公路交通网络，用碉堡和封锁沟形成“铁壁合围”，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我正是在那一年参军入伍的，分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四十二团。

　　那时候，部队从司令员、团长到普通士兵，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7两粮食，都吃两顿饭，基本都是稀饭，根本吃不饱，就算当时感觉吃得很饱，用不了几个小时，肚子就咕咕叫。在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春夏之交，全靠挖野菜、吃树叶补充。武器弹药也少得可怜，步枪手每人只有5发子弹，机枪手也不过50发子弹，每人4枚手榴弹。

　　可就在吃不饱、穿不暖，武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我们八路军依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仅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反扫荡”中，我们团奉命保卫晋察冀军区机关，大小战斗46次，歼灭敌军800多人，击落敌机1架。

　　1945年5月15日，晋察冀军区为扩大解放区，准备反攻，召开干部大会，要求主力兵团在预定建立解放区的地方组织战斗。根据任务，我们发起了雁北战役，第三分区部队在定县和曲阳之间的公路上，频繁打击由定县向曲阳运送物资之敌和曲阳出发之敌。

　　6月8日，我们获悉，9日定县之敌向曲阳运输弹药给养，曲阳之敌沿公路至高门村接应，并准备沿途抢粮。接到情报后，三分区首长决定：四十二团在田家庄、高门间设伏，在运动中歼灭曲阳接应之敌。我连的任务是隐蔽在公路南侧麦田地，依托土堆、坟地等地形，协同主力围歼敌人，并阻敌南逃。

　　6月9日10时许，敌人全部进入我们事先设好的伏击圈。“突、突、突”，团属重机枪首先打响。敌人在行进中突然遭袭，队形一下子就乱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不分目标开始盲目射击。这时，路南面的伪军爬过封锁沟向南逃窜，连长立即指挥我们截击。二排长王国华率全排迂回至敌人右侧拦敌，当即俘虏日伪军10余人，缴枪40余支。日军在火力夹击下死伤一大部分，残敌龟缩在公路南侧一个护线坑里，在指挥官的指挥下，3挺机枪疯狂射击，拼死顽抗。

　　我们由副指导员武占国带领，在敌人正面70多米的地方还击。可我们一射击，鬼子就缩到护线坑内；我们一前进，他们马上开火，想投手榴弹，70多米又远得够不到，一时无法接近。此时，其余战斗都已结束，惟有此处残敌还在负隅顽抗。关键时刻，四连投弹能手苏双才过来助阵，连续投了几枚手榴弹，多数在护线坑内爆炸。敌人不得已跳出来逃窜。

　　“同志们，冲啊！”战机稍纵即逝，副指导员武占国大喊一声。喊毕，几乎和我同时向敌人冲去，与鬼子展开白刃格斗。赶巧，我迎面碰上了日军小队长。他瞪着眼睛，哇哇乱叫，还没容我多想，就举起手中日本战刀向我迎头劈来。我当时用的正是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步枪，装上刺刀后近1人高，长出日本战刀一大截。我见刀劈来，便发挥武器优势，拼出全身力气向左一拨儿，“啪”的一声，他的战刀被我挡开，趁着他身体踉跄之时，我顺势弓腰上步、挥臂出枪，一个突刺，正中他的胸膛，他一声惨叫倒地，紧接着我又补了一刀，这个日军指挥官就一命归西，结束了罪恶的生命。

　　大约12时，除了3个鬼子被活捉外，其余均被击毙或刺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们共歼灭日伪军80多人，俘虏曲阳县伪县长和日伪军38人，缴获轻机枪4挺，掷弹筒2具，步枪85支及其他军用物资。而我个人缴获日本战刀一把、手枪一支、日军腰带一条。

　　此后，我又随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明显感觉到鬼子的士气与战斗力已明显不如我刚参军的时候了，用“江河日下”形容并不为过。1945年8月16日早上，我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全团都沸腾了，一片欢呼雀跃，很多战士相互拥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侵我国土者，虽强必杀。战火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作为70多年前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深切地感到，凝聚起来的中国力量犹如昆仑和泰山一样伟岸，势似长江和黄河一般壮阔，不论遇到多大灾难、险阻和变故，民族在血浓于水的情感下终归会团结一致，国家在匹夫有责的召唤下终归会和谐统一，社会在共享太平的引领下终归会繁荣富强。

　　刘鸿臣，沈阳军区政治部原研究室主任，正军职，1924年4月出生，1942年2月入伍，1944年其所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四十二团三连八班在练兵运动中表现特别突出，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刘鸿臣班”荣誉称号，1987年5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