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卓越集团主办的“经济转型与前海探索”高峰论坛举办之际，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和国务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分别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

　　既有在海外资本市场浸淫多年的实战经历，同时又是金融学的研究学者，陈志武以国际化的视野，分析了前海金融的现状、不足与发展前景。陈志武认为，前海作为跨境人民币贷款的通道，其通道意义非常大，未来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将成为前海最有发展潜质的市场；而针对前海提出要打造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他提出的建议是，前海首先要打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专业性、法治化方面，尽快与香港或国际化标准接轨。

　　而巴曙松则更多从深港互动、沪港互动的角度分析了前海在和香港、上海比较中的优势和产业导向。巴曙松表示，如果说上海的格局是政策有意引导的结果的话，他觉得深圳更多的是一个民间市场力量的先行者，而在此背景下，深圳前海应着重开辟一些深港金融市场连通的通道，包括继续扩大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等产品的使用范围和审批额度，通过前海—香港的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互动，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实施步骤和监管模式。

　　陈志武

　　前海政策不如上海

　　严峻挑战来自香港

　　金融中心地理意义越来越小

　　南方日报：作为一个经济观察者和研究者，除了前海，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也在积极打造金融中心。你如何看现在金融中心如同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现象？

　　陈志武：这个现象的确很有意思。我去过中国好多城市，很多城市都说要建立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连鄂尔多斯这样的城市也在声称要建金融中心。问题是，中国需不需要这么多的金融中心？

　　先看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新的信息手段的出现，使得地理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变得意义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目前都已呈现出“赢者通吃”的趋势。

　　过去美国的金融中心很多，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堪萨斯都是金融中心，但今天，美国真正的金融中心只有纽约。

　　事实上，除了美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经历类似的“赢者通吃”的发展趋势。像日内瓦和巴塞尔这些瑞士的传统金融中心，现在基本上都被苏黎士通吃掉了。法国原来有很多个城市金融中心，现在也基本被巴黎通吃了。离我们比较近的澳大利亚，像墨尔本、布里斯班等，过去都是金融中心，但现在只有悉尼一个金融中心了。

　　金融中心“赢者通吃”的趋势越来越强化，这个趋势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对于深圳、前海来讲，对那些想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方来说，我们不妨冷静思考一下。

　　前海优势主要靠法治环境

　　南方日报：按照前海的规划，未来前海的发展目标是打造成为“深港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天津甚至北京这些积极打造金融中心的城市相比，前海的优势在哪里？

　　陈志武：首先是前海的地理优势。前海毗邻香港，深港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合作优势。这是上海、天津其他城市比不了的。毗邻香港这个国际化金融中心，意味着深圳前海可以把香港很多成熟的经验直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

　　其次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特区，这里是引领改革的桥头堡，过去30年，深圳一直走在改革的前沿。此外，这里的文化也很特殊，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移民文化本来就有不受拘束、敢想敢干的特点。所以这些，都赋予前海更多的创新基因。

　　我想说的是，金融业发展最关键的是制度设计。前海应在法律制度、人才机制、金融监管与营商环境等方面大胆创新，建设国际化的新体制。从管理水平、市场主体、业务范围等角度全面提高国际化的水平，营造国际化金融环境。

　　前海现在提出的“一地两法”的思路，就是充分借鉴香港的法治。未来如果前海在司法改革方面能充分走国际化路线，这将成为前海最大的优势，甚至比上海都会更有优势。

　　创业板启动激发深圳活力

　　南方日报：上海自贸区建立后，前海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在政策层面，上海自贸区获得中央政策的支持似乎更大。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志武：从中央对前海和上海自贸区的定位来看，两者的定位是不一样的。上海自贸区的定位是“国际金融中心”，前海的定位是“深港国际金融中心”，从定位看，前海还排在第二位。在政策优势上，深圳可能赶不上上海。

　　我更想谈的是，深圳不仅面临上海的挑战，还面临香港的挑战，而后者的挑战更严峻。

　　虽然毗邻香港，前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化金融中心，对前海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压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业态发展成熟、历史长、规模体量大、国际地位高，不管是香港本籍人士，还是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都愿意去香港办理各种金融业务，因为香港更国际化，更成熟，选项更多，法治更完善。与之相比，前海才刚刚起步。

　　这个情况让我想起纽约。过去美国金融中心很多，但今天真正的金融中心只有纽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汇集到纽约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一谈到美国，首先想到的是纽约，没有几个人愿意从纽约再去波士顿或到芝加哥这些传统的金融中心城市去。这样一来随着美国金融市场越来越国际化，纽约就变成了美国几乎唯一的、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带给前海的压力，就在这里，的确是严峻的挑战。

　　南方日报：前海有多大的腾挪空间？

　　陈志武：我观察到，此前创业板没有在深圳启动之前，深圳金融市场总体上显得暮气沉沉；创业板启动后，情况大不一样了，直接带来的影响是深交所在国际金融界地位的直接上升。间接的影响是，创业板的启动引发了深圳本土经济方方面面的活力，连出入深圳机场的人都翻了好多倍。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前海还是大有作为的。

　　跨境贷业务最值得期待

　　南方日报：具体而言，跨境人民币贷款成为前海金融创新重点发展的一个业务，也一直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我从工商银行前海分行获得的最新数据是，2013年该行的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为9.8亿元，取款金额为0.97亿元。而截至今年7月，该行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就达到了87.7亿元，取款金额是13.7亿元。也就是说，今年该行前7个月的备案金额是去年全年的9倍，前7个月的取款金额是去年全年的14倍。面对这样的加速度，你怎么看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发展前景？

　　陈志武：决定和影响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松紧度。当货币政策松动的时候，跨境人民币贷款的活力就增加；其次是当人民币走出去，它的持有量是多还是少？在香港，人民币的持有量很高，过去是几百亿元，现在已达几千亿元；其三，是境外人民币资金的投资走向如何？用人民币投资的数量是多还是少？如果在境外用美元投资能带来更多的升值机会，那市场就会倾向用美元投资；反之，大家更乐意用人民币投资。

　　从目前来看，国内由于存在很多的金融管制，前海作为跨境人民币交易的一个通道被打通了，这个通道的意义很大。随着未来投资渠道的增多，前海的通道价值将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工商银行前海分行的数据就充分印证了这点。

　　南方日报：美联储退出QE，有可能对前海带来哪些影响？

　　陈志武：会带来新的流动性并分散到其他国家。在货币发放方面，会越来越紧，但对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影响不大。

　　我认为，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后，其实会给前海带来更多正面的、积极的影响。美联储退出QE，是因为美国经济已经走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泥潭，就业也开始好转，最近美国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在这个时候，前海的理财中心、基金管理公司如果进行境外投资的话，对这些业务而言，是利好。

　　财富管理中心重在金融生态建设

　　南方日报：2014年，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打造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探索在前海建立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国际通行保密制度，鼓励发展高端理财业务，推动建立“大资产管理”格局。前海是否具备打造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条件？

　　陈志武：尽管前海打造为金融中心之势已初显，但目前资产和财富管理行业在国内存在系列问题：一是资产管理的需求庞大，但市场能提供的优质服务和工具不充分。这导致不合资质甚至严重误导投资者的服务商涌现，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二是资产管理人才不能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三是投资者教育的相对滞后。如果投资者对行业缺乏正确充足的了解，资产管理不外乎是投机的经纪服务而已；四是行业监管的缺失。目前该行业在国内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监管机制相对不成熟，这也导致不少“滥竽充数的专家”充斥市场。

　　南方日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前海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陈志武：关键是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资产管理涉及到处理大量的契约交易、跨境投资，随之就会产生大量的法律合同和法律纠纷，这就需要一支专业的法律队伍，这些律师不仅要精通不同司法体系的法律，还要有国际化的业务水平；其次，资产管理业务对金融审计的要求也很高，特别是基金、PE对审计行业的要求非常专业。虽然国内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境外名声不太好，但深圳这一块相对比较靠前，未来前海在金融审计人才的引进上要加大力度。

　　此外，要发展财富管理中心，还需要专业的法院、法官和国际化的法律准则。这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事，还涉及到司法、公安体系的配合。最近前海引进了香港观察员，这就是增加前海的吸引力之举。没有司法改革的配套，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就很难。

　　香港经过多年发展，资金自由出入且不乏有效监管，资产管理配套服务和工具以及行业人才充足。建议前海借鉴香港以及先进国家在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一个在资产管理理念、人才培养及后续教育、信息保密及有效监管等各方面健全的财富管理产业。

　　巴曙松

　　上海是政策引导

　　前海是市场先行

　　香港初期观望心态可以理解

　　南方日报：尽管前海定位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但目前香港企业进驻的数量和比例都不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如何能吸引更多的香港企业进驻前海？

　　巴曙松：在相当一部分香港金融从业者看来，对前海的扶持是对中环功能的分流，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初期观望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在前海建设初期，相对于香港企业，深圳的企业、国内的企业对整个政策的了解和对国内融资渠道、开发渠道的熟练运用应该更有优势。因此，可能前海的发展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一个载体，才可以让更多的港企进驻。

　　另外，香港的企业在选择上的机会比较多，香港的企业进驻前海可能要选特定的规模、产业和行业。比如前海的跨境贷款做得很好，吸收了很多香港的企业，特别是香港的一些银行，因为前海提供了特定的通道让其参与。因此，不能笼统地说香港企业对前海不感兴趣，而是要区别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来差异化地做评价。

　　南方日报：国家给予了深圳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定位，前海与香港可以进行离岸和在岸之间的互动，那上海与香港也可以进行互动，两者有何异同呢？前海除了拥有地理上的优势外，还有哪些自己的特点？

　　巴曙松：前海很重要的特点是它已经与香港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了。如果说上海的格局是政策有意引导的结果的话，我觉得深圳更多的是一个民间市场力量的先行者。实际上，目前已经有很多资金通过一些渠道进行往来，只是我们现在要找一个规范的渠道，前海就是可以试图把这些渠道规范化、透明化的地方。而前海也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如果前海做不好，替代不了原来已经存在的各种民间沟通渠道，它也不可能从香港中环分出一块业务来，也不可能在横琴自贸区的差异化竞争里找到自己一个好的定位。前海要做好这些工作，做成专业化、规模化还是很难的。

　　建议前海做一个PE产业园

　　南方日报：目前前海产业优惠目录已获批，但金融业未纳入目录，而对此，前海表示，入区金融企业不仅仅看税收优惠，更重要的是看前海能否开展别的地方不能开展，或可以开展但在前海可以开展得更好的业务。对于此说法，您认为税收优惠对金融企业发展影响大吗？前海这一深港合作创新金融示范区的政策对于金融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巴曙松：税收当然有影响，但是如果金融业仅仅靠税收来吸引产业的话，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上海自贸区也好，前海也好，横琴也好，不能把重点放到税收的优惠上来，如果仅仅做税收的优惠，在深圳市内无非是一个注册地的改变，把其他市的注册地迁到前海来，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不一定要看税收有多大的优惠，而是要开辟一些深港金融市场连通的通道。我一直在呼吁，在前海做一个PE（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园，向中央要一个额度，在海外的额度1千亿元范围内的，国内投资人出去投1千亿元范围内的报备一下就行了，这方面的利好，就不是简单的一点点税收优惠所能覆盖的。

　　南方日报：在前海的金融改革创新方面，支持设立前海股权投资母基金是其中一大亮点，这被解读为促使在港人民币存款回流的制度安排。请问，前海的PE产业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相结合方面可做怎样的探索？

　　巴曙松：首先，前海可以借鉴香港在融资、投资、监管、税收等方面的市场经验，实施一系列市场化的政策，尝试境内外资金在可监管的范围内进行自由募集、兑换及投放。对于在前海地区注册的符合资质的外资私募股权基金，可以考虑允许其外币资金在香港汇集后再在前海兑换，然后进入大陆境内进行投资；同时，可以考虑允许在前海设立的人民币基金的内资资金在前海汇集后经过在香港的兑换，自由流往境外，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从而双向增强人民币与外币资本的投融资自由度，深化和推动深圳乃至中国的金融体制创新和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可以包括多种业务形态：如设立合格境内私募股权基金（QDPE）和合格境外私募股权基金（QFPE）制度；探索基金的结售汇创新，结合PE行业发展规模、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目标等，在前海注册的私募股权基金可以考虑允许申请QFPE/QDPE等总体额度，在此范围内向相应的申请人分配具体额度，设立后需根据获批额度在前海批量结汇，循环使用；还可以考虑探索投资和监管模式的创新，在现行外资准入、审批制度框架下，对于在前海设立由外资GP管理的QDPE和QFPE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制度；对于鼓励和允许类领域，允许其适用内资待遇，以人民币资金进行投资后直接履行工商登记程序。

　　其次，鉴于PE投资目标集中于实体经济，加之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差的特点，以及行业集中度高，且运作流程简明清晰，PE行业在实际中，一方面易于追踪监控，另一方面能降低资本大规模、高频繁跨境流动的影响和风险。但在考虑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外资进入的条件和成本，这样可以阻止和减少临时性与投机性比较强的资本进入。

　　策划：张建明 甘雪明 周刊统筹：刘勇 曲广宁

　　本版撰文：谭冰梅 卓泳 本版摄影：鲁力

　　“前海资本市场要关注交易品种创新”

　　南方日报：从合作机制和合作内容上，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如何实现前海在岸金融产业和香港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跨境融合”和“优势互补”？

　　巴曙松：首先，在余额监管、总量控制、事后稽核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等产品的使用范围和审批额度，通过前海—香港的在岸—离岸市场的互动，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实施步骤和监管模式，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管理机制。

　　其次，探索扩大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计价产品的品种范围和交易机制创新，探索通过前海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规模的扩大，逐步促进香港离岸市场对接在岸市场人民币价格体系；前海在岸市场可以考虑根据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情况，重点服务于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走出去的状况，在香港推出以产业债券等为主的中长期投资工具，一方面弥补香港资本市场债券相对弱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形成香港短融、可控回流的持续融资渠道。

　　合作内容方面，目前前海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还要关注交易品种的创新。比如，可以考虑在前海股权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收益权转让市场。还可以考虑扩大与港交所合作，扩大国内企业香港上市以及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规模，借此形成规模化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在深港互动过程中，推动本地PE交易市场的建设，通过做大人民币PE市场规模，以RQFLP等形式形成人民币进出的安全垫，避免大进大出影响市场汇率波动。

　　另外，以前海为平台，运用支持产业发展的RODI、债券、保险、夹层、股权等中长期投资工具支持本国企业实现跨国并购，才能提升本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地位提升，以前海先行先试为突破口，真正使得前海金融市场服务于人民币海外投资，进而促进产业输出，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其中的重点之一是连接香港资本市场尤其是金融机构，借助香港的市场优势，推动前海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中国高成长行业的基地，成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和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的平台；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专门聚焦海外产业投资的产业发展基金，推动中国产业链往海外延伸。最后，要通过对接香港金融市场，推动香港人民币债券产品的发展，在前海形成以基础设施为主导的债券市场，打通离岸在岸市场价格互动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定价基础的形成。

　　南方日报：据了解，截至2014年7月底，前海入区融资租赁企业已有160家，可与天津、上海的融资租赁业相比差距还很大，您认为前海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加大融资租赁业的发展，给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巴曙松：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区域内与融资租赁相关的税收、法律、海关等法律和行政细则，便于融资租赁行业规范发展和金融创新；其次，结合跨境业务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将融资租赁融资端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挂钩，一方面解决融资租赁公司资金成本高、期限不匹配问题；另一方面，丰富离岸在岸市场互动的产品形态，在提供人民币回流渠道的同时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最后，探索在前海和香港开展跨境飞机、船舶融资租赁，提升设备余值收益，进而支持形成规模融资租赁二手市场，提升融资租赁公司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