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和21日，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严天科率国家能源局、国土资源部、税务总局、环保部多部委专家在济宁调研采煤塌陷地治理工作，实地探访了兖州区兴隆庄镇、邹城市太平镇等地，并召开座谈会。会上，调研组专家听取了济宁市采煤塌陷地治理情况汇报，并指出，济宁因煤炭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严重；多年来，济宁大力组织开展采煤塌陷地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为同类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丰富经验。下一步，济宁应积极通过改革寻求出路，更好地利用已有政策，协调各方力量科学制定规划，提高采煤塌陷地治理恢复水平。

　　□ 本报记者 张誉耀本报通讯员 唐 岩

　　昔日沃野千里

　　如今满目疮痍

　　“原来这都是好土地，现在积水下沉，没法种粮食，太可惜了。”

　　“俺祖辈都种地的老农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这个水太深太凉，鱼也不好养活。”

　　“矿区内和周围建筑物、管道有不少产生斑裂、倾斜的，住房也成了危房，不安全，住不了人，不少村子都得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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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国家部委工作人员来调研，兖州区兴隆庄镇矿区内的居民积极反映问题。

　　像这样因采煤形成的塌陷地，济宁市共有63万亩，绝大部分为耕地，每年还在以4万亩的面积递增，其中50%以上的塌陷地为4-12米的深度塌陷。昔日沃野千里、钟灵毓秀的孔孟之乡，如今变得疮痍不断，着实令人痛心。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8万亩良田绝产，每年减少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损失高达9.6亿元，并逐年增加。

　　而治理这些采煤塌陷地又极为困难。

　　“济宁境内的采煤塌陷地深度大、面积广，属于分期多层开采，煤层之间开采时间跨度大，采煤塌陷表现为缓慢的不均衡地表沉降过程，塌陷周期一般为3-5年，有的地方达到稳沉则需要十几年，需依据稳沉进度和开采时序制定科学的治理规划，否则会造成无效或重复劳动。”济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中会介绍，这一客观因素延缓了塌陷地治理进程，加大了治理难度，也是导致社会上误解塌陷地治理不及时的主要原因。

　　治理资金缺口巨大也是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由于煤矿企业亏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征收困难，另一方面，按照现行规定，采煤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无法及时用于采煤塌陷地治理，导致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济宁有28万亩计划经济时期历史遗留的塌陷地，失去了治理责任主体，治理资金至少需要60亿元，政府无力承担。”

　　同时，还存在济宁城区建设与煤炭资源压覆问题，部分国家政策时效性差、执行难度大，土地权属矛盾突出等多种问题，如济宁市采煤企业大部分是省属企业或监狱煤矿，市县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履行区域内土地复垦的监管职责难度很大。

　　因地制宜探索

　　不遗余力治理

　　形势紧迫，令人堪忧。近几年济宁市针对实际情况，大力组织开展采煤塌陷地治理，累计投入资金15.2亿元，恢复耕地14万多亩，根据塌陷程度和地域不同，探索出多种治理方法，实施大规模、大区域综合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目前济宁塌陷地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当前普遍采用的是企业出资、委托政府或国土资源部门治理，用于大面积、大范围治理。”济宁市煤炭局局长于海燕表示，另外两种分别为:企业一次性支付减产补偿费和土地平整费，由土地权属单位凭证治理，这种模式主要用于不影响正常耕种塌陷地的治理，原落陵煤矿、兖矿集团开采薄煤层的煤矿采用此种模式；再就是早期治理采用的企业出资主导模式，适用于小地块治理，兖矿集团兴隆庄煤矿局采用了此模式。

　　而在具体治理方法上，刘中会介绍:对不积水或局部季节性积水的轻度塌陷区，实施“划方整平法”，整平后可恢复耕种；对季节性积水或局部长年积水的中度塌陷区，实施“挖深垫浅法”，建鱼池筑台田；对长年积水的重度塌陷区，实施“生态治理法”，实行种植、养殖、加工、旅游综合开发，形成鱼鸭混养、禽蛋加工、旅游观光的立体治理模式，建成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区。以太白湖新区的香樟园垂钓区为例，今年已通过省级“渔业休闲园区”验收。另外，还有“泥浆吹填法”、“预制填充法”等方法。

　　“为适应采煤塌陷区范围持续扩大的新形势，结合自然地域特点，又规划了‘西北部引黄填充’、‘西南部清湖淤积’、‘中东部生态恢复’三大治理区域。已完成的780亩引黄充填示范工程已通过国土资源部、科技部、环保部等部委组织的专家论证，被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继凯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土资源部支持在济宁设立“国家采煤塌陷地复垦治理研究中心”，省政府继去年出台支持济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后，最近还将专门出台支持济宁等可持续发展的14条意见。

　　多种问题悬而未决

　　亟待创新思路和顶层设计

　　虽然治理卓有成效，但济宁目前采煤塌陷地治理仍然面临诸多矛盾。

　　济宁市长梅永红表示，由于受煤炭压覆制约，地上地下矛盾突出，中心城区和邹城、微山等县市区长期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发展不足。根据省政府批准的《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到2030年济宁市城市用地规模为160平方公里，用地区域含煤面积约120平方公里，新增建设用地几乎全部压煤。

　　与此同时，治理资金比较分散、缺乏有力整合、没有充分发挥效益。

　　“比如说，征收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简直像‘鸡肋’，虽然征收了34.88亿元，但按照有关规定，它虽然在地方财政上，但属于企业拥有，规定企业把塌陷地治理完成以后，再把保证金返还给企业。”梅永红直言不讳，这就成了一个死结:企业是不治理或者基本不治理，造成保证金越堆越多，地方政府想治理，却拿不出治理资金。一边是不断的塌陷，一边是不断增加的资金，但中间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另外，《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一旦划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占用。这就造成，虽然大部分塌陷地已经很难复垦为耕地，但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上仍是耕地和基本农田，既不能进行耕地指标置换，也不能变更为未利用地进行生态治理，大量采煤塌陷地只能一直闲置。

　　基于以上因素，济宁市希望国家对济宁塌陷地治理能够从顶层设计上统筹考虑地方政府和煤炭企业责任，强调“小利益服从大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并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给予更多支持。建议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转为塌陷地治理基金，专项用于治理工作。

　　对此，严天科表示，调研组将针对资源型城市的不同情况，总结调研成果，想办法提建议，为国家层面制定完善生态治理恢复政策规划提供依据。济宁市则需要通过改革寻求出路，更好地利用已有政策，协调各方力量科学制定规划，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筹集和用好资金，把采煤塌陷地治理恢复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