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管理层在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和改善中小企业信贷环境的力度上明显加大。央行在今年先后两次定向降准，虽然一部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到缓解，但整体上没有得到较大改善。专业人士指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国家要对小微企业加力扶持，就需要引导和规范民间直接和间接融资。而中小企业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

　　中小企业怎么看中国的银行？

　　有人说，他们“从来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会主动找到那些能赚到更多利差的行业，但看到问题后，“更会及时抽身而去”；有人说，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早先流传的一句话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国企钱多四处投，民企贷款磕破头”；也有人直言，银行是公司，“也要盈利，更要注意风险”。

　　但不管怎么样，在金融和产业领域，银行都是“有威力的”。至少，在江苏经营一家小型制造业工厂的老郑，就是这么“坚定地认为的”。

　　即使算得上是“采访过数次的老朋友”，老郑（化名）最后还是拒绝了《国际金融报》记者的采访，原因是“怕得罪银行”。“为了应对你们的采访，我想了很久。”8月20日深夜，他委婉地表示，“一方面，我的工厂算不上贷不到款的企业代表，毕竟，就整体看，市场份额和经营效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我现在不贷款，不代表我将来不贷款，且本就有几个好朋友在银行做事，我不想让他们看了不太高兴。”

　　不止是老郑。这几日，《国际金融报》记者找到了6位中型及小型企业的负责人，并发出了采访要求，寻求他们对于贷款难和融资难问题的“内心独白”。最终在截稿前，这些企业家或是以“敏感”、“不愿撕破脸”为由，进行了婉言拒绝，或强调和银行的关系“非常好”，或干脆没有给出回复。

　　然而，就整体情况看，市场就真的不存在“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情况？

　　至少，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不这么看。8月20日下午，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虽然这个问题已在市场中“被关注已久了”，再谈“耳朵都听腻了”，但现实却是，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并没有大幅度改善”。

　　“现在金融机构压贷（拖延贷给企业或个人）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很多中小规模的企业融资无门，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情况。”经过一番调研后，周德文发现。

　　事实上，就连婉拒记者采访的老郑也承认：“就我周边的朋友看，确实存在贷不到款的情况。即使能贷到款，大多数也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农村商业银行等，很少有传统的国有大银行。”

　　“我只能说，我个人也很无奈。”某大型国有银行地方支行的主任级人士8月21日上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今年的信贷情况你也知道，额度就这么多，我们支行只能尽量选择投资风险小、与我们关系良好且信得过的公司。但我要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说一定不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

　　那么，说了这么多年“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真的就没有方法彻底解决？或者说，是不是也该有新的解决思路？

　　融资困惑

　　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工商登记注册企业1677.8万户，同比增长16.71%，注册资本（金）111.79万亿元，增长23.21%。个体工商户4702.22万户，同比增长11.33%，资金数额2.69万亿元，增长21.48%。整体来说，中小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长，成为我国企业中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

　　更让人钦佩的数据是，中小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总额的60%，上缴的税收已超过总额的一半，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

　　民营企业家、江苏绿叶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叶新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家企业“要学会抓住机遇，适度发展”。同时，他坦承“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的支持”。

　　“我们和银行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能给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叶新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纠偏，就个人看，他没有感受到“贷款难”。

　　经营一家电器配件工厂的老刘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却坦言，他的际遇没有那么好。

　　“前年和去年，我曾向银行申请过贷款。”在答应不标明企业名称和他名字之后，老刘才“放下心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个人认为，向银行贷款，走的程序和相关的手续就非常长，也很复杂。”

　　他简略介绍，既要提供没有不良贷款的记录和证明，也要提供营业执照，证明自己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些都是应该的。但问题在于，一定要你承诺有偿还本息的能力，并认可偿还计划。同时，还要提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他说。

　　“最后，经过一番折腾，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成功。”老刘有些心灰意冷，无奈地摇了摇头，“原因是，银行不认可我的偿还能力。但我想说的是，市场本就瞬息万变，且我能贷到款，扩大再生产，踏准需求上升的节奏，你怎么就知道我偿还不了贷款？”

　　除了叶新和老刘，《国际金融报》记者还与其他几位中小企业主进行了联系。综合来看，有的企业主强调“即使没有贷款，也打算与银行保持好的关系”；也有企业主暗示了“贷款难”，但强调“即使说了，也没太多意义，甚至可能影响未来潜在的贷款”。

　　那么，一个疑问是：叶新和老刘的情况，哪种情况“占大多数”？

　　对此，周德文的看法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没有大幅度改善。“我了解的情况是，很多中小规模的企业融资无门，面临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他说。

　　无独有偶。今年7月21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该省近九成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由于融资难导致经营困难，有一半多的中小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经营情况下滑。调查还显示，“今年陕西省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达87.5%，资金缺口在50%以上的占15%。”

　　事实上，早在2000年就出版的《中国金融理论前沿》一书中，作者就曾对国内7个城市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行抽样调查。这本书的作者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其贷款申请被拒绝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规模在500人以上的，贷款申请被拒绝率为24%；企业规模在500人以下的，贷款申请被拒绝率为72%。

　　“可见，中小企业贷款难度明显大于大型企业。”《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时称。

　　“今天，当你看到十多年前的表述时，你还是会感慨：也许情况没怎么变。”李先生经营着一家小贷公司，他个人的感受是，这么多年来，“有不少小微企业都会到我的公司来贷款。有的是做阀门的，有的是做零配件的”。

　　李先生8月18日下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我与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交流，其中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部分人给出的答案确实是：在传统银行贷不到款。”

　　原因何在

　　针对陕西省的上述情况，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规划发展处处长汪锋对媒体坦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通过这么多年努力，情况有所改观，但和中小企业本身需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但他认为，融资问题难解决，主要是和中小企业的自身特点有关。在他看来，中小企业“就是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没有长期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发展规划、发展定位也都在不断调整，这些导致银行无法对它产生信用基础”。

　　“相比于中小企业，我们银行确实和大企业，尤其是国资企业打交道更多。不为别的，就是安全可靠，风险小。”一位国有银行地方支行的贷款经理8月21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分行的坏账过高，哪位银行行长都不会乐意。”

　　有专家分析，无论是规模劣势导致的低成本、不规范的生存模式，还是不清晰的产权、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不规范的管理方式，都是部分中小企业被银行拒之门外的症结所在。同时，从大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还未建立起来，社会诚信严重缺失。而发展迅速的证券市场，还存在着门槛较高、不够发达的问题。

　　对此，老刘并不认同。“欧美很多企业都是由小做到大，凭什么认为中小企业不行？”他反问。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撰文称，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融资问题就是一个对企业的风险定价、风险评估的问题。

　　在易宪容看来，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还没有形成，政府对市场管制及干预随处可见。在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金融市场，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国有占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源当然容易流入国有企业。另一方面，由于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没有形成，金融资源的配置往往不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来配置。”他表示。

　　在易宪容看来，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目前国内房地产经济过度发达，或中国产业结构完全“房地产化”，从而使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沉淀在房地产的增值上。“可以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鼓励居民过度炒作住房，这不仅造成了国内信用过度扩张，还使过度扩张的信用有50％以上沉淀在住房增值上，也造成了国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全面上升。”他点出了贷款难的深层次原因。

　　“力度不够”

　　针对融资难、贷款难的现象，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不是没有注意到，近年来，也出台了不少减轻税收负担、扶持小微企业贷款等支持政策。

　　比如，今年1月，辽宁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开通，今后辽宁省中小企业再遇到融资、培训、管理等问题，只需拨打服务热线或登录网站，便可轻松获得帮助；福建省政府1月出台9条措施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将引导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化为企业。

　　紧接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1月表决通过的《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不得在政府采购中设置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歧视性条件，并应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安排一定比例面向中小企业”。

　　老郑和老刘在与《国际金融报》记者交流时均强调，他们知道这几年国家从金融的角度，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但问题在于，“我没怎么感受到”。

　　“很明显，政策的力度不够，及政策执行力存在问题，是造成现状的两个主要原因。”周德文称，比如，“定向降准”政策，“中国近年来连续两次降准，每次仅降0.5个百分点。实际上，此前政府提高准备金时，却是连续提高的。二者并不平衡”。

　　不止如此，去年有关部门一度提出，每个月营业额两万元的企业可以减免税。“符合条件的企业，一年只有24万元的营业收入，还不是净收入。再除去成本，这样的企业在生产方面已很不容易。”周德文认为，但现行的减税幅度仍不够。因此，他在今年年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向国务院反映，将起征点提高到10万元，“每个月营业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都该免征税收”。

　　事实上，还有人坦言，针对政策执行，虽然中央与地方“三令五申”，但不少金融机构不管不顾，“根本不去重视小微企业乃至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政策的执行状况也差强人意”。

　　这些问题的出现，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企业不得不寻找民间借贷，以缓解资金之渴。

　　老刘坦言，前阶段他还借了“5分息”的贷款，“知道比国家的基准借贷利率高出很多。但没办法，企业得扩大再生产，员工的工资也得全部发掉”。

　　“我们不是不知道民间借贷的缺点，但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从事纺织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何勇庆说，虽然“先天不足”，但门槛确实较低。

　　他坦言，就现在看，“民间借贷依旧是一些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渠道”。

　　然而，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的情况也并不乐观。“2011年沿海地区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给这个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消除。”周德文介绍，“某些地方，危机甚至才刚刚发生，或正在发酵，还没有深度发展。现在，有钱人也不敢去提供民间借贷。”

　　“借了我们俗称的‘高利贷’，对企业而言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利息远高于企业本身的利润。如长期民间借贷，企业的发展一定会走下坡路。”经营小额贷款公司的李先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

　　如何解决

　　在周德文看来，要解决融资难问题，或要“全社会动员起来”。

　　“在政策上，就要把这个问题当成系统工程来做，把各种渠道都利用起来。”周德文认为，中国现在的解决办法，更多地依赖间接融资。所谓间接融资，就包括发展相对成熟的民间借贷等。中小企业融资的直接渠道，比如说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目前比较缺乏。

　　对此，他认为，国家应当致力于两项改革。首先，加快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完善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帮助中小企业在直接投资方面，拓展更多的融资渠道。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打破现在的金融垄断。再者，也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现在企业的生产压力比较大，不免负担过重。中央和地方在税收上都应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各种行政收费上也给予优惠，制定收费清单，减轻企业负担。尽最大可能去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使他们能够健康发展。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万俊文认为，正确认识商业银行贷款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小企业贷款应主要定位于短期资金需求，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应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加以解决”。

　　“其一，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有助于补充中小企业的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完善治理结构和强化基础管理，从而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贷款的成本和风险；其二，发展信用担保公司，为缺少抵押物的中小业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可扩大商业银行贷款的受益面，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发展。”万俊文称。

　　易宪容则建议，当前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核心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与参与过多、有效的市场价格机制不成熟，是投资炒作的房地产市场过于发达而让大量金融资源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流入房地产，“如果这两大问题不解决，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目标就不可能达成。特别是仅从技术性角度来改革，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困难”。

　　还有观点称，即将正式在市场中挂牌的民营银行可能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解药。7月25日，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了温州民商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以及天津金城银行等3家民营银行。

　　据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介绍，前海微众银行将办成以重点服务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为特色的银行，民商银行定位于主要为温州区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区居民、县域“三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金城银行将重点发展天津地区的对公业务。

　　李先生认为，除了现有的3家民营银行，还应进一步增设专门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正如媒体所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核心还是要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加资金供给，充分开展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竞争使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