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清廷被迫向日本屈膝求和。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割地赔款，落得一个丧权辱国的结局。

　　甲午之败，表明清朝统治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晚清时期，中央权力逐渐削弱，地方势力日趋坐大，清廷正在失去对地方的控驭权，貌似庞大统一，实则松散离心。

　　甲午战争中，日本投入的军费约2亿日元，折合清朝库平银1.43亿两，是清政府战时投入的两倍还多。而且，日本战时军费基本依靠国内筹集，清政府则国内搜罗加上借用外债。这种差异体现了二者财政制度和能力的巨大差距。

　　据甲午战后日本公布的战费筹措资料显示，日本战时军费来源主要有两项：一是国库资金支持，二是发行国内公债。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国内发行战争债券非常成功，且潜力仍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

　　清政府甲午战费的来源主要有三项：一是国内拼命搜刮；二是竭力节流；三是举借国债，尤其是外债。战争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白银作为战费，财政窘迫的朝廷仅拿出18万两以充军费。户部拿不出钱，究其原因，在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事权扩张，财权随之下移，中央财力日益紧张，甚至仰赖地方政府的“慷慨”。但地方财政也并非充裕，因为它们要承担办理洋务、对付民众起义、中央摊派对外赔款等诸多支出责任，其财力相对于中央而言稍显富足，而担负各项繁杂的支出职能就捉衿见肘了。

　　出现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在于三个“差距”：一是改革运动的差距。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西方，推进工业化浪潮，同时提倡“文明开化”，大力发展教育，“脱亚入欧”，改革封建制度，迈入发展资本主义的轨道，迅速崛起称雄亚洲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则坚持不触动封建政治制度，强调“中体西用”，学习西方技术只是皮毛，改革运动缺乏完整的计划。因此近代化道路虽然开启，但举步维艰。二是财政制度和体制差距。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采取“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措施，结束了封建割据局面，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通过改革，已形成近代财政制度，财政收支和预算皆已近代化，中央相对集权的财政体制有利于其集中财力办大事。而清王朝的洋务改革聚焦于近代工业发展和西方技术的引进，在财政制度上少有变革，仍然顽固地遵循着“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丝毫未能改变陷于地方过度分权泥潭的财政体制。僵化的财政制度遇到因战事发生而突然来临的预算外支出，显得无所适从，地方分权的体制又使中央无法快速集中财力应付战争，战败的结局遂成为必然。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差距。财政以经济为基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20多年的发展，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力日渐强盛，财力不断壮大，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一切都成为了支持已经染上军国主义毒瘾的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坚强后盾。清王朝在甲午之前的30年间大搞洋务运动，可惜它片面强调“官督商办”，权贵经济得以进展，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压抑，进而阻挠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运行的正常发展。战争发生后，急于筹资的清政府再次祭出“竭泽而渔”式增捐加税的招数，结果破坏了经济基础，民众生活日益窘迫，进而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更影响到战争经费的“摊派”，国内公债发行的困难就是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