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议会大厦是柏林的地标建筑，是德国议会所在地，庄严、肃穆。设计师却在这座建筑的墙上保留一些涂鸦之作，其中不乏脏话和忌语，全出自二战期间占领柏林的苏联红军之手。

　　在柏林，这种布满历史创伤、“自揭伤疤”的公共建筑并不少，引起的争议可想而知。然而，正是“涂鸦墙”之类公共建筑存在，令德国在正视历史之时找到自我救赎之路。

　　【被遗忘的涂鸦】

　　1945年4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三名红军士兵在帝国议会大厦楼顶插上红旗。其他红军士兵也纷纷在这座建筑上留下自己的“胜利纪念”，用碳棒、红蓝记号笔在墙上涂鸦。

　　大部分士兵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伊万诺夫、彼得、鲍里斯·维克托维奇·萨普诺夫……就好像如今人们到此一游的手机自拍照;还有的在墙上写下一路征程:莫斯科-斯摩棱斯克-柏林(1945年5月)。

　　进入这座建筑的士兵并非人人都有胜利者的喜悦。“我们并不以此为荣，”俄罗斯二战老兵萨普诺夫说，“不少人喝醉了，害怕最后还是会吃枪子一命呜呼。”20世纪90年代柏林重修这堵涂鸦墙后，萨普诺夫是第一个在墙上发现自己名字的俄罗斯人。

　　二战结束后，这些涂鸦几乎无人注意到。第一轮重新整修时，帝国议会大厦位于英军管辖区，俗气的护墙板掩盖了满墙的涂鸦和弹痕。直到1995年整栋建筑再次翻修时，这些涂鸦才再度面世。

　　那时候，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议会从波恩搬回柏林，重返建于19世纪末期的“老家”——帝国议会大厦。工人们卸掉护墙板、铲掉石膏墙皮，发现了墙上模糊不清的字迹。一开始，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搞清楚后，却立即引来争议如潮。

　　德国人应该拿这些涂鸦怎么办?在德国首都、在议会大厦出现这样的文字，让人们再度想起那段黑暗历史，那段德国对人类犯下罪行、最后自我毁灭的历史，这有用吗?如果有，会起怎样的作用?

　　“除掉它!”不少议员主张，也有议员说“这也属于我们的历史”，战后德国政坛元老、当时的议会议长丽塔·聚斯穆特回忆。

　　“有人说:‘不行!我们不能让自己再次被羞辱。’”聚斯穆特说，“我却总是说，这会让我们更坚强，而不是软弱，让人性更强大。”

　　然而，即使她也意识到，不能让所有涂鸦内容留存于世。这些涂鸦不少是红军士兵的宣泄，内容从公厕墙上常见的“主题”到令人难以启齿的脏话，不一而足。90年代重修时，在俄罗斯使馆的善意提醒下，柏林方面清除了墙上的不当内容。如今，整个建筑东南角落墙上仍留有一句诅咒希特勒的脏话。

　　聚斯穆特拒绝复述最恶劣的涂鸦内容，只说其中含有俄罗斯“刺刀”、德国“鞘”、“阴户”等字眼。在战后德国，占领国军队士兵强奸当地妇女的事情屡有发生。

　　后来，议会初步达成共识，同意把所有涂鸦内容记录在册，其中大部分无非是“我们活下来了”。聚斯穆特则逐渐说服心存怀疑甚至持反对意见的议员，通过决议保留并展示部分涂鸦内容。“没错，俄国人来过这儿，这是德国的终结，但同时也解放了我们，”她说。

　　【从“终结”到“解放”】

　　从“终结”到“解放”的历史观从此盛行德国，成为政治生活、公共艺术和建筑审美的“主基调”。这种态度认为，不要隐藏历史及其伤痕，而应予以承认、保留和展示。这是含蓄的警示人们:此时此地，恪守道德，承担责任。

　　“这种悔罪态度已经成为德国的象征之一，”来自维也纳、在德国工作的建筑师兼导游亨茨·伊劳特说。在德国，在柏林，无论议会大厦墙上的涂鸦，还是博物馆墙上的弹痕都被保存下来，在翻修、重建过程中融入新的建筑。让历史融入现在，在当下审视过去。

　　在世界各地，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例如日本、越南和美国，都为各自遭受的战争创伤修建博物馆、树立纪念碑。这些多是肃穆、孤立甚至与周围环境割裂的建筑。

　　德国也有这样的建筑。1957年到1961年期间，建筑师埃贡·艾尔曼受聘重建在战争中被炸成瓦砾的柏林纪念教堂。他原计划彻底铲除战争遗迹，在原址上重建一座现代建筑。

　　抗议之下，艾尔曼妥协了:保留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围绕废墟建起一圈现代风格的钟塔、教堂、礼拜堂和门厅。然而，新旧建筑不过毗邻而居，彼此没有交融，历史的废墟仍然置身度外。重修后的纪念堂因此被柏林人戏称为“蛀牙”。

　　直到推倒柏林墙，德国的公共建筑才真正实现新旧交融。“墙倒了，揭开了所有的伤疤，”建筑师戴维·奇珀菲尔德说。他设计重建了著名的德国新博物馆。

　　所谓“新博物馆”最初建于1841年，因在二战期间遭炸弹袭击严重损毁，战后由于东德政府资金短缺长期闲置。整个工程历时十年，利用现代技术和被炸碎的残料，包括折断的石柱和仿古埃及彩绘天花板等等。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人喜欢(自己)被毁灭的证据，”奇珀菲尔德说。当他决定保留新博物馆墙上的弹痕时，有人来找他说:“苏联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我不想再看到这个弹孔，它最初出现时我就见过。”

　　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奇珀菲尔德没有妥协。他认为，建筑物应该守护历史。最后，新博物馆不仅保留了弹孔，还保留了其他战争创伤，但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例如，用现代风格的柱子撑起老旧、受损的墙体。

　　2009年10月，“病休”70年的新博物馆重新开放，外表是最初建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用料有二战期间炸碎的砖瓦，内里装备现代的电梯等设备……这种时空交错、新旧融合的风格令人着迷。德国历史，从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战后两德分裂到最后的“解放”，在这座建筑中均有体现。

　　【设计师的乐园】

　　二战结束后，东、西两德很快迎来战后重建的高潮。西德的不少城镇迅速重建，但设计和结构廉价而缺乏美感。东德的建筑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有柏林中心城区好似一片“处女地”。

　　由于柏林墙贯穿至此，这里几乎成了不可触碰的无人之地。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曾远去:炮弹坑、瓦砾、沟壑长久留存。柏林墙推倒后，这片土地成了设计师的乐园，那些新旧交融、讲述历史的公共建筑在这里拔地而起:

　　德国外交部位于此，是一座即有现代设计又包含纳粹遗址的建筑，围绕一个院落彼此衔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的中庭是一座有着现代玻璃顶的古旧院落，院墙上的弹痕清晰可见。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附近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车站里有一组孩童塑像，纪念曾经解救近1万名犹太儿童的“生命火车线”。车站的另一边是名为“眼泪殿堂”的博物馆，冷战期间东德居民在此挥泪告别前来探访的西德亲友……

　　对于德国和参观者，这种新旧交融风格的建筑意义深远。聚斯穆特说，虽然当年仅以“微弱优势”通过保留红军涂鸦的决议，但那些漫长的辩论却践行了民主，“平息”了争议。

　　如今的帝国议会大厦力图成为监督民主的“炮塔”。翻修后的议会大厦有一个玻璃钢顶的“炮塔”对公众开放。走上螺旋楼梯、透过透明玻璃，参观者可以俯瞰议会讨论，议员们也能仰视参观者。

　　参观者真能参透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吗?他们知道透明“炮塔”和民主政治的暗示吗?他们能理解红军涂鸦其实是对民族主义、狂妄自大和军国主义的委婉警示吗?“我认为他们会明白，”建筑师兼导游伊劳特说，“但并非所有事情都能解释清楚。”含蓄委婉难道不正是艺术和建筑的本质吗?

　　在德国，富含“历史断层”的建筑并不少见，联邦财政部大楼即为典型代表。二战期间，这里是帝国空军部大楼，楼内高悬万字旗，被希特勒钦点为“继承人”的赫尔曼·戈林出入其间。战争结束后，苏联短暂接管这座建筑，后来又转交东德政府。

　　1965年，东德男子海因茨·霍尔茨阿普费尔一家在此上演翻越柏林墙的惊险一幕。他们整天躲在大楼里的厕所，在夜里爬到楼顶，把系着尼龙绳的斧头扔过墙，在另一侧接应的亲戚借机给他们递过来钢缆。趁着夜色，霍尔茨阿普费尔一家三口系上自制安全滑索，顺着钢缆，一个一个滑到墙那一侧的西柏林。

　　两德统一后，这座大楼的故事并未结束。这里一度成为一个资产整合机构的办公所在，负责私有化东德境内的国有资产。不少东德百姓对此咬牙切齿，认为这是要把他们“贱卖”给西德。1991年，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被一支极左翼武装杀死在起居室。

　　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这样一座富含历史由戏剧化的大楼?推倒重建是选择之一。然而，联邦财政部决定保留这座建筑，外观看起来与纳粹德国期间几无区别，但内部装修却现代、明亮而舒适。从大堂到高层办公室，墙上挂着不少照片，讲述这座建筑物的晦暗历史。从这座大楼的外表，不难窥见过去的影子，但楼内讲述的故事却覆没了外表。(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