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体外膜肺氧合系统。

　　

　　病床上的琳琳

　　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11岁的明明仍然伸手抓住了饮料瓶子，向医生喊着“可乐、可乐”！

　　这并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代替小男孩心脏的是一套叫体外膜肺氧合（ECMO）系统。它看起来就像八爪章鱼一样：一套不锈钢管架支撑起四台形状各异的机器，机器里伸出来的各种管子延伸到病人的血管里，以维持其心肺功能。

　　“四肢有了伤痛，休息往往是最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受伤的是心脏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林茹说，“也是让它休息。”

　　在“替班心脏”的帮助下，明明自己的心脏得以休整，6天后恢复正常。从2007年至今，林茹和她的同事运用体外膜肺氧合系统，让23个儿童的柔弱心脏在疾病来袭时暂时休息，躲过了被彻底摧毁的命运。其中心脏休息时间最长的一例达572个小时，将近24天。

　　“使用体外膜肺氧合系统，几乎100％死亡的病人获得了大于50％的生存希望和机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舒强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系统也成为衡量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危重症急救水平的重要指标。

　　很多疾病治疗不仅需要药物，还需要休息

　　时间已经过去三年，朱女士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除了5%这个数字。这是女儿琳琳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时，医生告诉她女儿被抢救成功的几率。

　　琳琳早上7点被送进重症监护室，10点就处于昏迷状态。心电监护仪上，代表心脏跳动的曲线慢慢变成了直线。

　　当接到“做好最坏的打算”通知时，朱女士想不明白，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怎么会加重成心肌炎。

　　作为早产儿，琳琳从小身体比较虚弱。因此，几天前琳琳发烧，家人以为又是普通感冒，只是带她去“挂盐水”。直到第二天参加完数学考试，体温反复升高，朱女士这才在凌晨4点多，带着女儿来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急诊科。

　　但病情再度加重。正在输液的琳琳忽然感觉胸闷，喘不过气来，被紧急送进抢救室。这时，医生发现，在小女孩胸腔里肆虐的是暴发性心肌炎。这种就像暴风雪一样的疾病，能在几个小时内迅速把人击垮。

　　“当时完全懵了，就是恳求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朱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林茹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的求救电话。时间是周六，她还在外地，距离医院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个病非常凶险，用常规的药物根本缓不过劲来。”林茹解释，“如果建立体外膜肺氧合系统，部分替代病人的心肺功能，或许就能躲过这场灾难。因为很多疾病的治疗不仅需要药物，还需要休息。”

　　这套矗立在病床旁的体外循环系统，可以让人体内的静脉血走出体外，在这里氧合后再注入体内，部分替代心肺功能，从而维持人体其它脏器正常运转，又被称为“走出心脏手术室的体外循环技术”。

　　林茹立即出发。在赶往杭州的车上，指令通过电话一条条地传回医院。

　　“我们在路上就要病人摆好体位，安排为设备腾出地方，准备一些血浆。团队里谁先到谁就动手开始组装。”林茹回忆，“因为这个工作就是跟上帝抢时间。”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当医生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重症监护室时，琳琳已经接近第二次心跳停止。这时距离她被送进来的时间，还不到5个小时。

　　由于没有这套系统为心脏替班，很多人失去了抢救的机会

　　围绕在琳琳病床周围，一部分医生还在紧急地进行心肺复苏，并推入肾上腺素。林茹则和其他外科医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切开血管，为这个小女孩儿建立起体外循环系统。

　　即使这个平时驾轻就熟的步骤，此时也变得异常艰难。由于心跳停止，琳琳身上的血管已经停止搏动，手指的触摸无法准确找到位置，林茹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这个时候在她手里攥着的，是琳琳家人唯一的希望。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外科医生用其治疗急性呼吸窘迫患者。如今，这项技术发展迅速，不仅出现在禽流感患者的抢救室里，也出现在台湾高雄的气爆现场，成为抢救急重症病人的必备手段。

　　上世纪80年代，前往美国学习的医生杜立中第一次见识了这位“心脏替班者”。不过，他当时没有想过将其引进国内，“花费太高，和普通人生活太远”。直到2004年，在这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的努力下，医院才引进了这套设备。在刚搭建好设备并做好人员培训的头一两年里，医院一直在“等病人”。

　　林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高昂的费用是让很多人放弃尝试这项技术的重要原因。这台机器组装需要100万元，每天维护费也需要2000元。而除了天津以外，体外膜肺氧合系统的使用没有被纳入医保支付，病人只能其他名目部分报销。

　　“事实上每年都有很多人失去了抢救的机会。”林茹感到十分惋惜，“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使用体外膜肺氧合系统的意识，等到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对于这个功能强大的体外生命支持系统来说，时间是它发挥强大功效的必备因素。“从病人出现心肺衰竭到其他脏器衰竭也就半天的时间，十几个小时就能达到多脏衰。一旦达到多脏衰竭，就什么办法也没用了。”林茹说。

　　在美国，如果一家医院可以在一年内完成6例体外膜肺氧合急救手术，就可以成为地区中心医院——不仅承担常规的病人救治工作，还会反复组织医护人员培训，“避免低级错误”。

　　但是在国内，配备这一系统的医院只有“零星的几家”，其中儿童医院更是寥寥无几。

　　根据国际体外生命支持组织的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使用体外膜肺氧合系统的病人只有629人，而国际上相应的数字为58842人。

　　一旦病人达到危重状态，你做出治疗方案时间万分紧急

　　林茹清楚地记得，2007年，当医院引进体外膜肺氧合系统后遇到第一个适应症病人时，整个团队虽然经过两年的训练，还是十分紧张，“从手术室到病房20米的路程走了将近半个小时”。

　　如今，林茹说，她只需要看一下机器管道中血块的大小，就能大致判断病人凝血功能状态。

　　可是朱女士记得，维持琳琳生命“替班者”搭建好之后，林茹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两天两夜没有出来。

　　“这一系统涉及许多非常复杂的管理技术。”林茹解释，“比如说病人血液要抗凝，又要防止抗凝过度产生的出血，既要把功能发挥到最大，又要防止人工心肺引发的并发症。”

　　林茹觉得，自己就像走平衡木，“空间非常窄”。

　　躺在病床上的琳琳，面临着一个更加困难的局面。体外膜肺氧合系统还需要磨合，才能跟琳琳的心脏协同工作。机器的转动需要一定血量维持，但与其他病人不同，这个血量是琳琳柔弱的心脏无法承受的。林茹至今还记得，其间有几次机器只要运转，血液就从琳琳的心脏中喷薄而出，“呼吸机里都是血”。

　　与常见的全心衰心肌炎不同，琳琳患的是左心衰心肌炎——左心室已经因病毒感染无法工作时，右心室还在强烈地搏动。这是造成“替班者”与心脏无法协同跳动的重要原因。

　　时间已经到了夜里，心电监护仪上，琳琳的心跳有几次几乎变成直线，血压也低到40至50mmHg。她的父母一直守在那里，就连睡觉都没有离开过病房外的那一排椅子。他们相信，“在外面和女儿有心电感应”。

　　“病人可能拉不回来。”这是林茹当时做出的最坏打算。但是她还是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她把体外膜肺氧合系统彻底停掉，然后打开加大转速。没想到，这个“超常规”的办法，真的让从机器里打出的血液，在强大吸引力的作用下，绕过正在有力跳动的右心室，避免了出血。

　　“医生有时候不能只是读机器上显示的数字，要思考为什么这样。”林茹说即使现在，回忆起来琳琳的抢救过程，依然觉得“惊心动魄”。

　　短短的两天时间里，琳琳的心跳骤停了5次。但在反复抢救的过程中，林茹已经成功地让冰冷的机器与琳琳的身体协同工作。

　　如今，12岁的琳琳是一名初中生，爱画漫画，偶尔自拍，看起来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她偶尔会摸摸自己怦怦直跳的心脏，始终难以想象，有台机器曾经替它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六天六夜。

　　（文中患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