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近来，一些世界顶级品牌企业为扭转在华销售急剧下滑的局面，纷纷把目光转向国内中等收入群体，以“中部发力”的策略悄然调整产品开发和市场布局。

　　“国际大牌”们调整战略、改弦更张，对我们亦有重要启示。

　　“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央铁腕治理“三公”消费，取得了积极的廉政效果和社会反响，从经济角度看，也有利于打破虚高的价格泡沫，形成健康的消费拉动。同时要看到，消费是由社会集团消费和居民消费两部分组成的，现在社会集团消费开始“回归”正常，急需尽快拉动居民消费，才不会降低消费总量，确保经济运行动力不减。因此，我们不仅要正常扩大消费，甚至可能需要采取“一揽子计划”来超常扩大消费，切实增强经济增长新动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这是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影响消费的关键，无疑是收入。一般而言，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多，但生活必需品基本达到饱和，消费倾向比较低。前不久有调查显示，除了旅游、健康、教育等服务需求和寻找投资外，很多高收入者表示“不知道钱该往哪里花”。低收入群体虽然消费愿望强烈，但支付能力不足，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有效需求。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能力、又有消费愿望，收入稳定同时消费又较为理性、可持续，是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有效消费需求的“主力军”。让中等收入群体的“腰”粗起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格局，非常有利于消费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

　　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一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消费社会，不仅改变了长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状况，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带动了财富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分别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扶持中小企业计划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培育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迅速扩张，形成了对工业化具有巨大拉动作用的内部市场，从而以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紧密结合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些经验都值得研究借鉴。

　　近几年，我们在收入分配上提出了“提低、扩中、限高”的方针。从实际情况看，通过提高低保补助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提低”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相比之下，“扩中”的力度则显得不足，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实际可支配收入出现“缩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18元即可归入中等收入组，同比增长9.3%，既低于城镇居民收入9.7%的增幅，也低于农民现金收入12.4%的增幅。中等收入者的大部分年龄在30岁-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刚性支出较大，加之近年来股市一直低迷下行，财产性收入缩水严重，必然会影响消费支出。

　　“扩中”也需要“一揽子计划”，如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税制改革等。尤其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