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刚

　　6岁那年，母亲一手提着我替换的衣服，一手抓着我的手从顺路的吉普车上走下来，步行七八里路来到老家，把我交到了奶奶手里。

　　“听奶奶的话，住一段我来接你。”

　　母亲匆忙去上班了。说是上班，其实不如说是开会，因为那年代开会的时间比上班的时间还要多。离我家5里多地的地方有个叫张大庙的村，现在才知道那时候叫样板村，不知道是学大寨学的好，还是什么原因，总有本公社的，外公社的，甚至外县的群众去那里学习和开会。每当去张大庙开会的时候，在村里当支书的伯父总是边整理着头上的帽子，边从村东到村西大声地吆喝：“到张大庙开会去了，赶快走！”

　　那时候，群众都无精打采地从家里踱出来。当村里的群众出来的差不多了，伯父方才停止喊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爷爷那时候快70岁了，他手里拿着马扎，把双手背在身后，烟袋挂在肩膀上，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我那时对开会并不陌生，但差不多全村人都去开会，又走这么远的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便挣脱了奶奶的手，好奇地扎进开会的队伍里。

　　那时候开会一开就是一天，甚至几天，如果是开一天的会，午饭只有在会场里解决。临近吃午饭时，会议主持人会宣布散会，吃完饭后会议继续进行。于是大家开始吃饭，有的吃身上带的饭，有的在会场附近卖饭的小摊上买点吃。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摊上卖的包子：又白又薄的皮儿，猪肉、粉条、酱油调的馅儿，又香又鲜。不用吃到嘴里，就是看上一眼，也会让人流口水。卖包子的是位穿戴朴素又干净的农村大婶，她一边把包好的包子放进蒸笼里，一边给客人拿着蒸熟的热气腾腾的包子，一张白皙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热情地招呼客人。这时候，爷爷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便不动声色地来到包子摊前，从腰上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摸出一张纸币，递到卖包子大婶的手里，不一会儿，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便被我吞进了肚里。包子是吃进去了，但是没有来得及细品包子的美味，我意犹未尽又像是很迷茫、很失落地努力寻找着刚才吃下去的感受，但是总也阻挡不住从喉咙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饱嗝。当我用小手擦着嘴角上的油的时候，却发现爷爷这会儿像是变魔术似的，从身上摸出两个窝头来，边香甜地吃着，边慈祥地望着我。

　　开完会，爷爷把烟袋往肩膀上一挎，站起来就往家走。我蹦跳着跟在爷爷屁股后面，缠着爷爷不停地问：“爷爷，啥时候还开会？”

　　爷爷这时候转过身来，边走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开会有啥好！”

　　我不知道爷爷当年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有几件事情我记住了：那年代好像不是学习就是批判，反正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大人们一定体会到了无休止开会的荒唐和无奈。

　　30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但跟爷爷去开会和开会时吃过的包子却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