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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乡村学校

  • 发布时间:2014-08-06 08:31:46  来源:农民日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本报记者 吴佩

  52岁的赵旭峰现在只是两个学生的校长了。盛夏正午的日头很高,他站在内蒙古商都县卯都乡中心学校的门口,等着记者到访。

  15年前,这所乡村学校有500多名学生;5年前,这里还有130多名学生,然而,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如今留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

  “我们的乡村学校,正在沦为孤岛,还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商都县教育局局长贾益顶说。

  从原来的500人到只剩两名学生,以卯都乡为代表的乡村学校人数不断减少,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很多学校或许就要关门了

  位于商都县东北部的卯都乡,距离县城55公里。“这里原本是个大乡镇,常住人口有两万多,现在年轻人基本都走了。”赵旭峰指了指不远处的安静的村落,其中的一些房子屋顶坍塌、土墙残破,显然已经很久没人居住。

  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卯都乡中心学校,学生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人,当时还开设了中学部。随后,学生数量逐年减少。由于学生少,学校的校舍一下子闲置了很多。一排排的平房全都上了锁,只有学前班的大门还敞开着,里面传来两个孩子的笑声,听起来却很孤独。

  “这两个孩子都是学前班的,下学期可能就要跟父母去县里上小学了。”在校长办公室里,赵旭峰点了一支烟,“如果再招不到学生,或许下学期,学校就要关门了。”他皱了皱眉头,用力地吸了口烟。

  赵旭峰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一本六年级的教案,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学校拿到的各种奖状和锦旗。其中的一块金色牌匾上写着:“奖给:卯都乡中心学校获商都县中考第二名”。

  只是,这所乡村学校,再也没有中学部了,再也没有小学部了,明年也许连学前部都没了。门口的操场上杂草丛生,篮球架上的篮筐早已不知去向,白色的篮板也斑驳得快要掉下来。

  学生人数锐减在商都县的乡村学校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是在学生规模最大的屯垦队中心学校,2014年毕业生有23人,而一年级新招收的学生只有7人。该校校长张平说:“学生都跟着父母进了城,越来越难招。关门是迟早的事。”

  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学校以每天消失63所的速度在减少。尽管2012年9月,我国停止了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撤点并校”,但并没有改变一些乡村学校最终“关门”的命运。

  “如果关门,学校可能会被改造成为养老院,已经关门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但是想到学校关门,我还是很难过。”当了20多年小学校长的赵旭峰站起了身,使劲地摁灭了烟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高级教师在当厨师、看大门,英语计算机课却无人来教。一方面师资浪费严重,另一方面缺少优秀的年轻老师

  尽管只剩下两名学生,但卯都乡中心学校在编的老师仍有15人。因为学生太少,很多老师根本上不了课。

  “我们学校看大门的、做饭的,都是在编的老师,大多拥有高级职称。由于没到退休年龄,又没学生可教,他们只能干这个。”赵旭峰无奈地摇摇头,作为高级教师,他自己也很久没有走进过课堂上课了。

  不光是卯都乡,在商都县的乡村学校,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玻璃忽镜乡的中心学校,现有27名在编老师,却只有14名学生。学生人数最多的屯垦队中心学校有37名在编教师,128名学生,师生比也高达1∶3.5。畸形的师生比造成的不仅是教师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加大了学校“关门”的压力。

  即便“师资过剩”,张平却认为乡村学校缺老师:“我们最缺优秀的年轻教师。”屯垦队中心学校老师的平均年龄是46岁,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只有5人。而在记者到访的卯都乡、玻璃忽镜乡、大库伦乡的几所中心学校,则几乎没有一名青年教师,教师年龄清一色都在50岁左右。

  年轻老师少,意味着很多课上不了。在商都县的乡村学校,最缺的是英语和计算机老师,而这直接影响了乡村孩子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导致了很多家长带着学生“出走”。而在张平看来,乡村学校还缺年轻的体育、音乐和美术老师:“我们学校,教体育的是一名将近60岁的老教师,平时只能负责课间操时的整队。我们的孩子好久没有上过一节像样的体育课了。”

  “现在在编的乡村教师,很多都是从民办教师转过来的,年纪大、观念陈旧;而年轻老师的观念比较新,水平也高,更适应现在的素质教育。但是,愿意来我们乡村学校的年轻教师实在是太少了。”贾益顶说。

  在编高级教师月收入7000多元,没编制的不到2000元。“编制”导致青年教师下乡难,后备师资不足,间接加速学校关门

  为了调整乡村教师的年龄结构,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质量,商都县实行了“特岗教师”和“西部计划”,希望能吸引年轻教师到农村执教,但收效甚微。

  屯垦队中心学校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张荣,正是一名支教的志愿者。“我2003年考的大学,呼伦贝尔学院。”31岁的张荣个子不高,扎着马尾辫,“我去年才来这里教书,这是第二年。”

  2006年,张荣大学毕业,先在包头当了一年多的老师,后来又转到呼和浩特做文员,如果不是父亲执意让她回老家教书,此时的她大概正安稳地跟着丈夫在呼和浩特开着小超市,过着小日子。

  “刚来的时候,特别不情愿,后来想想,老人都在老家,没人照应,还是回来吧。”张荣告诉记者,大多数愿意回村教书的年轻教师基本都是本地人,跟她情况类似,“外地的,都不愿来村子里教书。乡村学校地方太偏,条件又不好。”

  “愿意一直留在这里吗?”记者问。“跟孩子们呆久了,有感情了。村里的空气好,日子平静,但如果有编制就好了。”张荣尴尬地笑笑,没有直接回答提问。

  在商都县,有编制的高级教师,一般的月收入能达到7000元以上,而没有编制的老师月收入却不足2000元。参与支教的老师没有编制,张荣一年的薪水只有一万五千元,平均下来一个月一千三百元都不到。“不够花,太少了。”张荣摇摇头自嘲道,“幸好是在农村,基本不花钱。”

  两年的支教很快会到期,张荣已提前开始准备转编的考试。“考试容易吗?”张荣摇了摇头:“竞争很激烈。现在很多老教师都没到退休年龄,编制空不出来,但没有编制,我们待遇就上不去。不管是支教的,还是应聘的,就算我们年轻教师愿意留在农村,但如果长期解决不了编制问题,肯定又都走了。乡村学校‘关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县城那样强劲的后备师资力量。”她第二次提到了“编制”。

  留在乡村读书的孩子多数家境贫寒,他们更需要帮助和关爱。而消逝中的乡村学校也正尝试改变,让农村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拥抱梦想

  屯垦队中心学校六年级男生刘彦鹏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爸爸说,妈妈在我和哥哥3岁时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过。”刘彦鹏淡淡地说,眼神有些忧郁。

  刘彦鹏的家就在屯垦队镇上,两间破旧的平房,家具简陋。父亲刘伟一直在家务农,拉扯双胞胎孩子。“妻子是2003年走的,嫌家里穷。这么多年,我靠承包别人的土地养活他们,没办法出去打工,出去了,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留守在乡村学校的孩子,大多跟刘彦鹏一样,家境贫寒,来自单亲家庭。仅仅在屯垦队中心学校,128名学生中,单亲家庭的学生就高达33名。“我们这里的孩子,有的是留守,有的是单亲,都缺少关爱,缺失家庭教育,比较敏感,不愿与人交流。”张平说。

  “条件稍好的家庭,都带着孩子去了县城,市区、或是省城上学。”贾益顶告诉记者,与乡村的情况相反,商都县城的各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呈逐年增长的态势,“现在,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望子成龙,大家都向往相对好的教育资源,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贾益顶话锋一转,“我们留在乡村学校的孩子更需要关爱。”

  如何培养留在乡村的孩子,成为了乡村学校校长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张平正在尝试进行一些改革:“现在看,城乡孩子的差距,不光是学习成绩的问题,更是素质和习惯的差别。我想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乡村教育,得走跟城市教育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专门开辟了德育课程,教孩子学习传统文化,背诵《三字经》。他还在村里流转了50亩麦地和多亩蔬菜,一方面改善孩子们的营养,保证健康,另一方面也能让孩子从小学习劳动。“要单纯地向农村孩子讲素质教育很难,我想让他们先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认识乡村,认识自然,同时还要有健康的体魄。而要做好这些,我们乡村学校的校长一定要转变理念。”张平说。

  在不可逆转的城镇化浪潮中,乡村学校的消失几乎成为定局,贾益顶感慨道:“我担心的是,乡村学校消失后,我们的乡村教育怎么办?即便学校消失了,乡村教育也不能消失啊。”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学校,仍然在大草原上默默地坚守着。“我们农村的孩子也是孩子,就算学校只剩下一名学生,我们也要把学校办好,农村的孩子也应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赵旭峰说得很坚定,他身旁的黑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着一行字: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是他的愿望,也是所有人的愿望。

  赵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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