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佩

　　52岁的赵旭峰现在只是两个学生的校长了。盛夏正午的日头很高，他站在内蒙古商都县卯都乡中心学校的门口，等着记者到访。

　　15年前，这所乡村学校有500多名学生；5年前，这里还有130多名学生，然而，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如今留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

　　“我们的乡村学校，正在沦为孤岛，还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商都县教育局局长贾益顶说。

　　从原来的500人到只剩两名学生，以卯都乡为代表的乡村学校人数不断减少，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很多学校或许就要关门了

　　位于商都县东北部的卯都乡，距离县城55公里。“这里原本是个大乡镇，常住人口有两万多，现在年轻人基本都走了。”赵旭峰指了指不远处的安静的村落，其中的一些房子屋顶坍塌、土墙残破，显然已经很久没人居住。

　　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卯都乡中心学校，学生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人，当时还开设了中学部。随后，学生数量逐年减少。由于学生少，学校的校舍一下子闲置了很多。一排排的平房全都上了锁，只有学前班的大门还敞开着，里面传来两个孩子的笑声，听起来却很孤独。

　　“这两个孩子都是学前班的，下学期可能就要跟父母去县里上小学了。”在校长办公室里，赵旭峰点了一支烟，“如果再招不到学生，或许下学期，学校就要关门了。”他皱了皱眉头，用力地吸了口烟。

　　赵旭峰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一本六年级的教案，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学校拿到的各种奖状和锦旗。其中的一块金色牌匾上写着：“奖给：卯都乡中心学校获商都县中考第二名”。

　　只是，这所乡村学校，再也没有中学部了，再也没有小学部了，明年也许连学前部都没了。门口的操场上杂草丛生，篮球架上的篮筐早已不知去向，白色的篮板也斑驳得快要掉下来。

　　学生人数锐减在商都县的乡村学校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是在学生规模最大的屯垦队中心学校，2014年毕业生有23人，而一年级新招收的学生只有7人。该校校长张平说：“学生都跟着父母进了城，越来越难招。关门是迟早的事。”

　　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学校以每天消失63所的速度在减少。尽管2012年9月，我国停止了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撤点并校”，但并没有改变一些乡村学校最终“关门”的命运。

　　“如果关门，学校可能会被改造成为养老院，已经关门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但是想到学校关门，我还是很难过。”当了20多年小学校长的赵旭峰站起了身，使劲地摁灭了烟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高级教师在当厨师、看大门，英语计算机课却无人来教。一方面师资浪费严重，另一方面缺少优秀的年轻老师

　　尽管只剩下两名学生，但卯都乡中心学校在编的老师仍有15人。因为学生太少，很多老师根本上不了课。

　　“我们学校看大门的、做饭的，都是在编的老师，大多拥有高级职称。由于没到退休年龄，又没学生可教，他们只能干这个。”赵旭峰无奈地摇摇头，作为高级教师，他自己也很久没有走进过课堂上课了。

　　不光是卯都乡，在商都县的乡村学校，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玻璃忽镜乡的中心学校，现有27名在编老师，却只有14名学生。学生人数最多的屯垦队中心学校有37名在编教师，128名学生，师生比也高达1∶3.5。畸形的师生比造成的不仅是教师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加大了学校“关门”的压力。

　　即便“师资过剩”，张平却认为乡村学校缺老师：“我们最缺优秀的年轻教师。”屯垦队中心学校老师的平均年龄是46岁，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只有5人。而在记者到访的卯都乡、玻璃忽镜乡、大库伦乡的几所中心学校，则几乎没有一名青年教师，教师年龄清一色都在50岁左右。

　　年轻老师少，意味着很多课上不了。在商都县的乡村学校，最缺的是英语和计算机老师，而这直接影响了乡村孩子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导致了很多家长带着学生“出走”。而在张平看来，乡村学校还缺年轻的体育、音乐和美术老师：“我们学校，教体育的是一名将近60岁的老教师，平时只能负责课间操时的整队。我们的孩子好久没有上过一节像样的体育课了。”

　　“现在在编的乡村教师，很多都是从民办教师转过来的，年纪大、观念陈旧；而年轻老师的观念比较新，水平也高，更适应现在的素质教育。但是，愿意来我们乡村学校的年轻教师实在是太少了。”贾益顶说。

　　在编高级教师月收入7000多元，没编制的不到2000元。“编制”导致青年教师下乡难，后备师资不足，间接加速学校关门

　　为了调整乡村教师的年龄结构，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质量，商都县实行了“特岗教师”和“西部计划”，希望能吸引年轻教师到农村执教，但收效甚微。

　　屯垦队中心学校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张荣，正是一名支教的志愿者。“我2003年考的大学，呼伦贝尔学院。”31岁的张荣个子不高，扎着马尾辫，“我去年才来这里教书，这是第二年。”

　　2006年，张荣大学毕业，先在包头当了一年多的老师，后来又转到呼和浩特做文员，如果不是父亲执意让她回老家教书，此时的她大概正安稳地跟着丈夫在呼和浩特开着小超市，过着小日子。

　　“刚来的时候，特别不情愿，后来想想，老人都在老家，没人照应，还是回来吧。”张荣告诉记者，大多数愿意回村教书的年轻教师基本都是本地人，跟她情况类似，“外地的，都不愿来村子里教书。乡村学校地方太偏，条件又不好。”

　　“愿意一直留在这里吗？”记者问。“跟孩子们呆久了，有感情了。村里的空气好，日子平静，但如果有编制就好了。”张荣尴尬地笑笑，没有直接回答提问。

　　在商都县，有编制的高级教师，一般的月收入能达到7000元以上，而没有编制的老师月收入却不足2000元。参与支教的老师没有编制，张荣一年的薪水只有一万五千元，平均下来一个月一千三百元都不到。“不够花，太少了。”张荣摇摇头自嘲道，“幸好是在农村，基本不花钱。”

　　两年的支教很快会到期，张荣已提前开始准备转编的考试。“考试容易吗？”张荣摇了摇头：“竞争很激烈。现在很多老教师都没到退休年龄，编制空不出来，但没有编制，我们待遇就上不去。不管是支教的，还是应聘的，就算我们年轻教师愿意留在农村，但如果长期解决不了编制问题，肯定又都走了。乡村学校‘关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县城那样强劲的后备师资力量。”她第二次提到了“编制”。

　　留在乡村读书的孩子多数家境贫寒，他们更需要帮助和关爱。而消逝中的乡村学校也正尝试改变，让农村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拥抱梦想

　　屯垦队中心学校六年级男生刘彦鹏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爸爸说，妈妈在我和哥哥3岁时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过。”刘彦鹏淡淡地说，眼神有些忧郁。

　　刘彦鹏的家就在屯垦队镇上，两间破旧的平房，家具简陋。父亲刘伟一直在家务农，拉扯双胞胎孩子。“妻子是2003年走的，嫌家里穷。这么多年，我靠承包别人的土地养活他们，没办法出去打工，出去了，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留守在乡村学校的孩子，大多跟刘彦鹏一样，家境贫寒，来自单亲家庭。仅仅在屯垦队中心学校，128名学生中，单亲家庭的学生就高达33名。“我们这里的孩子，有的是留守，有的是单亲，都缺少关爱，缺失家庭教育，比较敏感，不愿与人交流。”张平说。

　　“条件稍好的家庭，都带着孩子去了县城，市区、或是省城上学。”贾益顶告诉记者，与乡村的情况相反，商都县城的各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呈逐年增长的态势，“现在，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望子成龙，大家都向往相对好的教育资源，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贾益顶话锋一转，“我们留在乡村学校的孩子更需要关爱。”

　　如何培养留在乡村的孩子，成为了乡村学校校长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张平正在尝试进行一些改革：“现在看，城乡孩子的差距，不光是学习成绩的问题，更是素质和习惯的差别。我想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乡村教育，得走跟城市教育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专门开辟了德育课程，教孩子学习传统文化，背诵《三字经》。他还在村里流转了50亩麦地和多亩蔬菜，一方面改善孩子们的营养，保证健康，另一方面也能让孩子从小学习劳动。“要单纯地向农村孩子讲素质教育很难，我想让他们先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认识乡村，认识自然，同时还要有健康的体魄。而要做好这些，我们乡村学校的校长一定要转变理念。”张平说。

　　在不可逆转的城镇化浪潮中，乡村学校的消失几乎成为定局，贾益顶感慨道：“我担心的是，乡村学校消失后，我们的乡村教育怎么办？即便学校消失了，乡村教育也不能消失啊。”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学校，仍然在大草原上默默地坚守着。“我们农村的孩子也是孩子，就算学校只剩下一名学生，我们也要把学校办好，农村的孩子也应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赵旭峰说得很坚定，他身旁的黑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着一行字：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是他的愿望，也是所有人的愿望。

　　赵礼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