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杂志7—8月一期刊登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布林约尔松、该学院数字商业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麦卡菲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彭斯登合写的文章，题为《新的世界秩序一一劳动力、资本、创新的幂律经济学》。文章认为，好的想法将比劳动力和资本更稀缺，那些能够给出优秀创意的人将会有丰厚回报。政府未来面临的日益重要的挑战是保证其他人拥有起码的生活水准以及建设包容性的经济与社会。文章说，现在机器正前所未有地取代人类劳动力，这意味着未来的赢家将不是那些能提供廉价劳动力或者普通资本的人。有幸成为赢家的第三类人应该是那些能够进行创新、生产新产品和提供新服务以及开创新商业模式的人。这种创造性带来的收入分配符合幂律、长尾理论，即很少数的赢家获得了大部分回报，而其他的参与者则处在“长尾”中。

　　劳动力之苦

　　未来，创意将成为真正的稀缺资源———比劳动力和资本更稀缺。

　　技术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降低了通讯和运输成本，让世界更接近成为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单一且巨大的全球市场。劳动力不能很充分地流动，但其他因素越来越容易流动。结果，全球供应链的各种因素能够在没有麻烦或者成本极小的情况下转移到劳动力市场。在发达经济体里，约1/3的商品和服务是用来进行贸易的，这一比例还在增长。全球竞争的作用还会影响到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非贸易部分。

　　所有这些不仅有利于创造更高的效率和利润，也带来巨大的错位。从整体上看，这有利于经济效率，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随着全球化趋势继续，还有一个重大趋势也开始显现：那就是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三维立体打印等等。后一趋势还有超过前者的势头，因为后者的一些巨大影响将波及发展中国家技术相对落后的工人。

　　随着智能机器变得越来越便宜、能力越来越强，它们将逐渐取代人力资源，可以这样说，离境外包被自动化取代指日可待。而即使劳动力成本很低，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事实上，负责组装苹果手机和苹果iPad的富士康公司有超过100万名低收入员工，但现在该公司正逐渐用机器人手臂来辅助或替代这些员工。在很多生产岗位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之后，将来它们也将在中国消失。

　　资本惩罚

　　如果大量劳动力不再是获得经济进步的一个途径，那什么才能带来进步呢？一个思想学派认为，资本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有证据表明，以资本为基础的技术革新正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上演。

　　近10年来，在美国，劳动力和有形资产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相同的趋势。经济学家劳卡斯·卡拉巴布尼斯和布伦特·奈曼发现，他们研究的59个国家中有42个劳动力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度减少。

　　在自由市场里，最大的投入要放在生产最缺乏的资源上。如今，软件和机器人等资本可以很低廉地复制，它们的边际价值将下降。随着更多的资本是廉价的边际资本，现有资本的价值实际上也被拉低。简而言之，数字资本是丰富的，边际成本也很低，它正在几乎各行各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即使在资本密集型生产中，相比劳动力而言，资本作为整体的回报不一定会增长。资本所占的比重将取决于具体的生产情况、货源情况和管理机制。

　　多数情况下，收入取决于投入生产的哪个因素最奇缺。如果数字技术能以低廉的价格取代劳动力，那你最好不要当工人。但如果数字技术逐渐取代资本，资本的所有者也不要期待能获得太多收益。

　　创新的人

　　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把数字技术和与其相关的经济特征推动的这个时代称为“第二次机器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什么是最稀缺、也因此最宝贵的资源？并不是普通的劳动力，也不是普通的资本，而是那些能进行创新的人。

　　当然，这些人一直很有价值，他们能从自己的创新中大量获利。但他们需要分享他们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观点。数字技术逐渐让普通劳动力和普通资本变成商品，创新的大部分收益将给予创造者、发明者或者企业家。最稀缺的资源是有创新意识的人，而不是工人或者投资者。

　　如今，很多重要的商品、服务和流程都系统化了。一旦系统化，就能被数字化，一旦被数字化，就能被复制。数字复制可以做到真的零成本，并且能几乎同时传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这三个特性———极低的成本、迅速的传播和完美的复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奇怪又奇妙的经济现象。它能在商品稀缺的地方创造大量商品，不仅仅是唱片等消费品，还有经济的投入要素，比如某种劳动力或资本。

　　这种情况下，收入常常遵循另一个模式———幂指数，或者叫柏拉图曲线，就是一小部分人不均衡地占有很大部分的收入。当一种产品被越多人使用时，它的价值越高，这种网络效应也导致在市场中胜者为王。

　　变革的准备

　　由于数字革命的疯狂发展，设计和创新已经是全球经济中可以交易的一部分，它们将面临着制造业经历的同样的竞争。设计方面的领先取决于教育良好的劳动力和良好的企业家。

　　如果这是全球趋势，每个国家的影响将各有不同，因为各国的社会政策和投资领域不同，尤其在教育领域和促进创新及经济发展的领域。

　　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可能会增加国家乃至整体上的世界财富并提高经济效率，但不会对所有人有利，至少中短期来看如此。特别是普通工人，他们将继续承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冲击。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干涉，收入差距可能会继续拉大，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均衡的收入会带来不均等的机遇，让一些国家无法获得人才，使社会契约毁于一旦。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服务，包括教育、医疗、退休保障。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这样的服务对创造真正的机会平等、增加每代人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流动空间至关重要。

　　何种政策能整体上促进经济增长？最严肃认真的经济学家几乎有一个共识。基本战略是：如果政治上很难，那么就用知识———增加在公共领域的短期和中期投资，同时让这些投资更有效，并将其纳入一个妥当的长期财政方案中。政府在公共领域增加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也将给后代创造真正的财富。

　　如果数字革命会继续迅猛发展，那么我们要重新考虑现代经济的结构和工作本身的作用。我们的后代可能工作的时间更短，活得更长———但工作及其收益都会更加不均衡，会有各种令人不悦的结果。创造可持续、平等、包容性的增长不仅仅需要商界的努力，最基本的是要正确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多快、多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