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一起被称为“万通六君子”。2005年成为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创始人之一。

　　2011年经历了一场为期42天的私奔，后来辞去鼎晖所有职务，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2013年9月，王功权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正式刑事拘留。

　　2014年1月，王功权认罪被取保候审。

　　回归后的王功权，现任青普旅游首席战略官。

　　从“私奔”到“拘捕”，经历一系列风波后，王功权又回来了。

　　和青年人一起，创办一个名为青普旅游的公司。他说，这回要“追求理想，顺便挣钱”。

　　8月28日，在北京东三环瑞辰国际中心的办公室里，王功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他不避讳地谈论每一个尖锐的问题。虽然他会说，以他这样的年龄，这样会很尴尬。他认为现在的创投界很不真实，股市暴跌只是将风投拉回正常水准，而目前新三板的企业，未来会死掉一半。

　　至于这次创业，他希望圆自己的梦，做一个世外桃源，能让人在浮躁的社会中解脱，过一段雅致的日子。

　　“把自己装到壳子里太辛苦”

　　新京报：从“私奔”到“拘捕”，经历感情和法律风波后，王功权又回来了。

　　王功权：大家老说我回来，我不知道是从哪儿回来，蛮有意思的。

　　新京报：你会回望来时路吗？就像柳传志说的“复盘”，如果重来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王功权：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即便走过的风景再好，经历再快乐，也会重新选择不同经历的路。但这不意味着对今天走的路后悔。

　　新京报：你无悔曾经的选择吗？

　　王功权：谈不上有悔和无悔。我真的不会反思，更愿意对未来多一点思考。因为反思过去很痛苦，人总是有立场的，我总不能把自己定义成混蛋王八蛋，还要照顾我的尊严，为自己辩护。何况不同的经历，总有好处。看守所里面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不知道。

　　新京报：经历这么多，你觉得自己有变化吗？

　　王功权：肯定有，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

　　新京报：你是说，在情感和事业之间，你还是会选择情感吗？

　　王功权：可能相对来说是这样。但情感这个词不一定准确，所有和人相关的东西，我都会更倾向一点。如果这块有一分钱，同时有一朵花，我宁愿选择这朵花。前提是不会饿死。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如果你能理性的讨论，就不是感情。

　　新京报：你这样性格的人，适合创业吗？

　　王功权：这么多年来，不管大家说我是性情中人，还是诗人，但只要涉及投资、职业领域，我是一码归一码，分得很清楚。我做企业、创业的时候，不会那么任性。何况还有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呢，我浪漫，人家不一定浪漫。就像上次看陈年的小说被感动了，但该不投资还是不投资。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分裂的人，该理性的时候还能理性。在工作方面，我还是比较完美。

　　新京报：你之前对媒体说，出来后跟薛蛮子讨论过在(看守所)里面的读书心得。你的心得是什么？

　　王功权：有人说我有政治理想，不是的，我只是珍惜这样一个公民的角色和权利。还有人对我有更高的期待，我理解大家的好意，但我总是要活我自己，不能活在大家的期待里。人生有限，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活，不让自己失真。最后假如把自己装到一个壳子里，那就太辛苦了，所以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

　　“20年内中国不会出现新BAT”

　　新京报：你说投资和创业圈很浮躁，为什么？

　　王功权：第一，创业态势很猛，但创新很少，大量是拷贝。一个地方做了下午茶，你刚搞明白什么是下午茶，抬头一看，周围一大堆。搞APP，你做化妆，他做美容，同质化特别严重。

　　创业应该是市场化行为，就像窗上的窗花一样，应该有它的逻辑生长出来，不是靠地方政府批地、补贴造就的。

　　新京报：浮躁的第二点表现是什么？

　　王功权：太心急，随便弄个东西就想跟马云比。阿里巴巴从创办到上市走了15年，有哪个风险基金有15年期的？还没等公司上市，基金就得卖掉权益。很少企业能爆炸性成长，商业模式的建立也需要长时间打造。

　　新京报：BAT当时是因为大家看不懂，现在看懂了，不能再错过下一个BAT。

　　王功权：我看不出来中国在20年内还能出现这样的公司。企业成长是需要社会环境的，马云，马化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样的环境不可能模拟。

　　阿里从创业到现在，有多少媒体替它做了免费宣传。大家说马云是外星人，他是超级聪明，20年内再出现这样企业的概率很小。他们的成长和中国的互联网成长是同步的。

　　新京报：为什么美国可以？

　　王功权：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美国不是一个量级，全球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再造一个硅谷。硅谷庞大的技术积累、服务配套，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硅谷，满大街的人讲的都是风险投资。现在的北京是不是很像当时的硅谷？

　　王功权：表象看起来像，但本质是不太一样的。大家都在创业，这是好事情，但我们在创新能力、体制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世界很多地方都想做纳斯达克，搞一个创业市场。

　　新京报：中国现在新三板就是啊，不也很好吗？

　　王功权：我们想超过他们，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全球资本运作；第二，全球人才涌入；第三，有能够修正问题的管理机制。但很难。

　　新京报：你把大家的梦都击碎了。

　　王功权：我是说大家要调整预期。20岁的人High起来了，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应该给大家一些理性忠告。我的理性不一定对，可能会在青年人的挑战中被否定。我只是愿意把真实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投资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新京报：投资圈的浮躁怎么体现？

　　王功权：现在遍地的孵化器快比创新公司还多了，这就是浮躁的表现。供过于求，然后恶性竞争，回头一大堆死掉。

　　新京报：现在天使投资都上千万了，企业的估值很高。这也是浮躁的表现？

　　王功权：是。原因有两个，第一，行业竞争者太多；第二，大量不专业的新团队冲进来，价格一定会虚高。

　　新京报：你是说现在投资人太多？

　　王功权：对，投资人太多，而且没有经验，大家就哄抢，把价格炒得很高。挣钱的(投资人)还是少数。最近大家对新三板很热情，但我认为至少一半企业会死在新三板上。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王功权：我说的“死”，是指往前走也走不了，往下退也退不下来，最后后悔不如不上新三板。投资不能这样去赌，最后还是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新京报：关于一半死亡，你能给出一个时间期限吗？

　　王功权：从现在开始，不到三年。

　　新京报：你炒股吗？

　　王功权：不炒，有生以来一股都没有买过。那是我不熟悉的领域，谁愿意挣就挣，挣钱我不眼红，赔钱我不心疼。

　　回归创业建“世外桃源”

　　新京报：对生活和事业，你怎么规划？

　　王功权：我现在和一些青年人创办一个公司，推度假产品。

　　新京报：什么样的产品？

　　王功权：我们会在距离景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选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建一个小型精品社区。大概二三十个居住单元，风格都不一样。你可以理解，我们想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旅游。

　　新京报：社区会选在哪些地方？

　　王功权：目前已经签约在设计的，包括香格里拉，主题是藏族民俗和宗教文化；福建的土楼，主题是土楼的建设文化；扬州的主题是美术和曲艺。此外正在推进的还有大理、雪山、卢沟湖、雁荡山、海南三亚等。

　　新京报：你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

　　王功权：我走过了很多地方，希望能在这样的地方住下来。写点东西，接触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有了这个想法后，跟社会的一些朋友聊，大家都表示同感。当然，自己感觉好，不一定有市场。

　　新京报：人家说你是个特别理想的人。

　　王功权：我从来不考虑别人希望我怎么样，我更没有考虑这个事情会不会失败。这些都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我没有办法按照社会给我打造的形象活着。

　　新京报：但做生意还是要赚钱，要对投资人负责。

　　王功权：当然，我会用各种方式避免投资人的损失，这些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