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宽松，甚至负利率；另一方面却是财政政策的缺位

　　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是各国央行继上海G20会议之后，就全球协力稳增长达成的新共识。具体包括中国央行率先降准，欧洲央行加大负利率幅度，日本央行首次实行负利率，及美联储暂停加息并将全年加息预期次数从四次下调至两次等等，显示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全球央行开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防范全球金融风险。

　　然而，对待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可持续性与面临的挑战，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之声，笔者也深有同感。当前超宽松货币政策背后却是隐患重重：如发达国家企业大量囤积现金却投资乏力，日本央行负利率、欧洲央行降息之后，日元、欧元兑美元反而大涨，恰恰显示了全球投资者认为货币宽松无济于事，避险与恐慌情绪加大。这些说明货币政策已经有不可承受之重，承担了过多力不从心的责任。若要真正走出危机泥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是无法回避的。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今年1月份IMF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从3.6%下调至3.4%，OECD则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3%下调至3.0%。然而，应对当前经济下滑，传统的货币财政两大政策手段显然有些失衡。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宽松，甚至负利率；另一方面却是财政政策的缺位。

　　如美国债务上限主要受制于两党政治；而德国得益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2015年居然财政盈余121亿欧元，连续两年没有联邦财政新增债务，考虑到欧元区整体疲软的经济环境，财政盈余的出现无益于紧缩的财政政策。所以一方面欧洲央行竭尽全力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德国却在紧缩财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更为关键的是，危机以来各国经济结构转型整体来看不尽如人意，要走出危机，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美国方面，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劳动力市场也不容乐观。更重要的是，美国也会出现混乱与政策失灵。”笔者确实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十分依赖宽松货币政策，如今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缓慢,高消费低储蓄的格局没有改变，贸易逆差更加严重，税收和医疗改革成效颇微，而资产价格上涨颇为明显，如房价、股票价格不断攀高，金融行业工资上涨远远领先其他行业，加大了财富分化。

　　欧元区方面，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里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目前三个主要的储备货币，现在都是运作空间有限。而当权领导的领导力发挥对经济复苏有重要影响。”如今的欧元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问题点燃边缘政治风险，欧洲央行内部从德国央行反对货币政策宽松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出质疑。同时，欧洲财政一体化之路漫长，劳动力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公共部门改革等进展缓慢也十分沉重。

　　日本方面，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以5比4的投票结果通过负利率，说明内部反对声音仍然强烈。同时，日本央行负利率之后，日元反而大幅升值，避险情绪上升，说明投资者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心有所衰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

　　新兴市场方面，前期得益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资金远远涌入，享受了高速增长也推高了资产泡沫。然而，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以来，新兴市场改革滞后的后果得以显现，投资者预期不断恶化，资金撤离风险加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股市、债市、汇市的洗礼。

　　对于中国而言，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实现未来五年经济6.5%增长的关键。而且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大,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的，中国杠杆率已经过高，去杠杆也是今年五大任务之一；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与国民储蓄率过高、股票市场发育缓慢、以及民间财富积累相对较少的背景有关。

　　如此看来，中国亦需要加速推进改革，这其中改革者的智慧与坚定信念不可或缺。正如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海外代表时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经济未来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迈上中高端水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与其国家相比，中国仍有财政政策空间，若结构性改革能够切实推进，摆脱货币依赖、重塑经济增长的机会要大于其他国家。(作者系瑞穗证劵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