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权威人士和专家26日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在增加。在这种局势下，中国需采取各类政策扩大内需。对中国自身而言，经济步入新常态后，防控风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应以防止过快下滑为目标适时出台。此外，由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的金融、地方财政等一系列影响或将成为明年经济风险点。

　　新兴市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今年全球经济恢复速度低于预期。德国前总统科勒认为，全球的经济在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是速度令人失望，而且下行风险还在增加。尤其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以德国为例，经济预测已经做出下调。

　　科勒指出，所有的政策措施，都应该强调推进经济增长，注入经济强劲的动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可持续发展，以及挖掘潜力。仅仅靠信贷来支持刺激消费是不行的，还要强调在结构上进行改革，增强人们的信心，要强调创新和竞争力，还需要投资经济基础设施、教育与研发，此外还要瞄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

　　对于今年美联储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前总统行政当局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兰德尔·克罗兹纳看来，美联储不希望立刻加息。在通胀预期下降等因素影响下，美联储有更多的空间去等待，观察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不是立刻进行加息。克罗兹纳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四季度或明年一季度会有所动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的企业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非常灵活、非常务实的策略。美国和英国是我国出口的重要市场，应该抓住英国与美国经济恢复的机遇。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美日欧陷入困境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依旧比较强劲。但从今年开始，这种增长态势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当美日欧缓慢复苏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而当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正在进入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开始进入到一个长期、经济下行和减税的通道。

　　张燕生表示，中国经济在全球变局过程中的下行压力相当大。对中国而言，应采取各种短期、中期、长期的政策来扩大内需。日前召开的APEC会议上达成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和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表明，中国正在开始积极地推动走出去，为世界创造需求和投资。

　　“在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作出承诺，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将达到峰值。也就是在2030年以后，无论中国GDP如何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中国的二氧化碳都进入到绝对减排的阶段。”张燕生认为，能源结构的调整也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的重要形势。

　　中国刺激政策目的是托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从速度的角度看，国内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低的。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过程还没有完成，经济下行的底部在何处仍需探究。但从增长质量看，结论则会有所不同。最近一两年，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同时，结构转型已经取得了转折性的变化。

　　刘世锦建议，在今后一两年，防控风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将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对于刺激政策也无需一概否决，如果增速下滑过快，仍应出台一定的刺激政策。但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托底，不要让经济下滑过快。他同时表示，目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创新，这是判断改革是否有效果最重要的标准。当然，在目前的转型期间，最好能够找到一些既带来需求增量，同时又提高效率的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表示，目前国内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增长动力也在重塑。同时，也是在消化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包括要压产能、去杠杆、挤泡沫，这也正是目前阶段才能真正完成的。因此，目前可以把经济增速的预期底线目标适度下调，给结构调整和改革更大的空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新常态意味着一系列的指标、约束、体制以及机制的变化。对于明年中国经济风险点，他指出，投资领域企业的投资生产率下降，要有效解决投资有收益、有回报的问题需要智慧，不能靠放松条件让投资有收益。李扬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真正迎来调整时期，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逆转。房地产调整除了牵动金融业，同时也关系着地方偿债能力与地方债风险。